会 意——刘斯奋的艺术
录入时间: 2014-06-19
张渝
以“会意”两个字来谈论刘斯奋的艺术，不免有些让人茫然。因为，一旦进入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会意”二字便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但是，当“会意”二字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指向，而是一种生命状态或生命取向时，“会意”二字便成了艺术乃至生命的标高。其实，中国写意传统的精髓不完全是“写”的功力，而是“会”的深度。所以，陶渊明说，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李卓吾说，读书伊何，会我者多，自笑自歌。
由此切入刘斯奋的艺术创作，我看到，无论山水还是人物，刘斯奋的作品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创新抑或是对传统集大成，而在于其笔墨间处处流露着“会意”之后的自得与自豪，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视甚高，俯视众生的气概。刘斯奋的山水画偶有小情趣，但他的兴奋点不在此，而在大山大水，比如《出尘》、《万岳朝宗》等作；他的人物画创作亦不注重何家英式的以形写神，甚至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神写形，而是对于人物情致、情态的独自领悟。他笔下的人物或古或今，或文或野、或雅或俗，却都能还原出一种生活状态甚至审美取向。因此，刘斯奋艺术创作的贡献，不在于发展了中国艺术的某个方面，而在于他通过艺术还原了一种生活情态。他的还原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还原，即对刘斯奋本人生活情态的还原；二是客体还原，即对其笔下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们生活情态的还原。
先说第一种还原。
熟悉刘斯奋的人知道，他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白门柳》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此外，他还是政府官员，曾官至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的两种身份对于传统文人来说，并不稀奇，但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当代，则少之又少。兼具两种身份且有绘画功底，刘斯奋的绘画便不可避免地还原其“文人士子”的生活情态。虽然，刘斯奋没有像纯粹的传统文人画家那样逸笔草草，却仍旧在他的山水、人物类题材作品中，描绘他作为文人、作为政府官员的所见、所思、所愿。基于此，刘斯奋的艺术作品，更多主观想象。也就是说，他的山水画创作也有写生的意味，却并不以此为主了，他更关注的是山水精神而非山水的形貌或者其地域意义。他的人物画创作亦是如此。表面上看，他的人物画作品大都是写生或速写转化而来，但在实质上，他的人物画创作更多地包涵了他对于时人、时风的一种审视。他不以画家的技法写人物之实，故其笔下人物不以笔墨形象胜。他以小说家的笔法画人物，不与专业画家较技之长短。由于独特的审美判断，他的作品在时人、时风的意识形态针对性上，入木三分。他把自己作为文人、官员的视角画了出来。
以小说家甚至官员的视角来进行艺术创作，是否也是一种创新？或许是。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他何以能如此？士风，永恒的士风。
在永恒的士风中，刘斯奋成功跨界。他之所以能在仕途、文学、绘画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依旧是魏晋以来的士风所致。谭运长在《刘斯奋散论》一文中全方位地论述了刘斯奋及其艺术的生成，并且借助刘斯奋的自述，谈论了他的斋号“蝠堂”。用刘斯奋自己的话来说，所谓“蝠堂”，“取义为身属公务人员而醉心文学、绘画、书法、学术，犹如蝙蝠之似鸟非鸟，是兽非兽，恐难免见笑于方家识者。”事实上，这一切仍得益于士风，士风之中，有了蝠堂，有了刘斯奋的艺术，有了刘斯奋艺术的客体还原。这便是上文所谈的第二种还原即关于生活情态的还原。
刘斯奋的这种“还原”，不是西方的自然主义，也非写实主义，更非照像写实或超级写实主义。他的“写实”基本上不与形形色色的“主义”有关，他的写实只是“写”他作为官员、文人眼中所见或其心中所想之“实”。他的“写实”，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刘斯奋对于人生、尘世、时局、世风的一种个人化的审美判断。他的画不是没有格法，比如《荷塘月色》、《不凋》、《野渡》、《宋人词意》等作品，但他的作品不视传统格法为马首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非要说笔墨承续的话，他的笔墨与其说得自他所生活的岭南，毋宁说得自于江浙，而且至少是明以前的江浙，尤其是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对其影响似乎更大。不过，刘斯奋并没有在这上面纠缠太多，他努力的是直面尘世人生，他追求的不是画面本身的美丽，而是他个人的一种审美判断，这与他的小说殊途同归。其共同的艺术取向不是诗化人生，而是冷静地旁观并旁白。
曾有人说，刘斯奋的人物创作不应该和科班出身的画家比造型。这种说法是针对刘斯奋的人物画造型相对较为写实而言的。其实，刘斯奋努力的不是艺术对象“像与不像”的问题，而是自然万物的生活情状。他对“事”的关注多于传统文人对于“物”的把玩。他是个画中有事的艺术家。
在经历了主、客两方面的情状还原后，刘斯奋的艺术创作也就有了自己的面目与地位。他的创作不以描摹“物”之“真”为要务，而是重点关注事的发生、发展以及其己有、将有的形状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的那有些小品化人物类题材中。在山水画创作中，他借助大山大水，更加偏重于类主题性创作，强调主旋律。在这方面他和许多传统文人画家以及当下的许多新文人画家拉开了距离。他讲究的是情怀，而非情趣。
小说写作之外，刘斯奋还精研古诗词，尤其对宋词研究颇有心得。有宋一代，作为中国艺术的“尚意”时段，诸多词人的审美追求不可能不影响刘斯奋的审美选择。然而，同时影响刘斯奋的还有社会阅历。他的作品也因此“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他缺少传统文人画家的闲情逸致，却从不缺少传统艺术永远标举的“诗言志”传统。即表现艺术家自己对于政教、人伦的意象和怀抱。这也是我不承认他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文人画家，却偏偏又在传统士风中考量其艺术创作的原因所在。
刘斯奋其人其艺，众说不一。褒之者谓之一代“奇人”。他不仅在小说、诗词、学术研究、绘画、书法等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在仕途上，历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等职；贬之者，则谓其笔墨有待深化。我不愿介入此等争论之中，我只想从永恒的士风中来打量刘斯奋。士风之中，重要的不是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谦，而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自得。“忘食”的情境中，一条坚硬而又明晰的“言志”传统支撑起了他的创作。在这个传统中，他把活生生的感性生命体验与具有明确旨意的意向性规范，比如与政教、人伦相切合的怀抱有效调合，做出了让许多专业艺术家也不得不反思的艺术努力。真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故此，我愿意从更为广阔，也更为久远的士风中谈论刘斯奋，谈论他“每有意会”后的自傲与自豪，并试图以此来“会”他的意。我做到了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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