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散论

谭运长

　　刘斯奋可以说是广东文化界的一个“奇人”。他在小说创作、古典诗词、学术研究以及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深有造诣，其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得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在“仕途”上，他历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为一个文人，既当官，又写小说，还搞学术研究，更在绘画书法上弄出了名堂——他是怎么在这众多的领域中游刃有余且颇有建树的？在做一个“好官”与做一个“成功的文人”之间，他的得失、他的感悟、他的价值观，或许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纷繁的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有着多方面的启迪。

　　一门三杰，看刘斯奋的“家学渊源”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英雄莫问出处”。这里的“英雄”，可能主要说的是武将，而对于文人，人们总还是习惯性地要问一问出处的。文人是有学问的人，学问总有根源。刘斯奋当然算不上师出名门，如果硬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说他青年时代受教育的中山大学是一间名校。但更令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家学渊源”。

　　他的父亲刘逸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也是广为人知的学者，尤其是他的《唐诗小札》，影响深远。他的弟弟刘斯翰，曾担任广州学术名刊《学术研究》的主编，治诗、治史，有《史与诗》等多种专著出版，也是著名的学者。过去谈论书香门第时被引用得最多的例子，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即所谓“苏门三杰”的故事。在广州，人们也爱用“刘门三杰”来形容他们这个“书香门第”。的确，有一段时间，刘家的这几个人同时著称于世，在广东的学术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成为一桩佳话。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和刘逸生的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曾经同时申报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结果刘斯奋获奖而刘逸生落选了，这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苏轼和苏洵同时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刘逸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斯奋、斯翰，脾味相同而个性不一，与“苏门三杰”留给后人的印象一致。甚至刘斯奋矮而胖的外形、潇洒达观的个性等，也好像与苏东坡颇多相似之处。

　　其实，所谓家学的说法，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例如，两位兄弟从小就接触到古典诗词；再如，父亲有一个藏书丰富的书房，孩子们可以随便出入，随意翻看，等等。但与人们想象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母亲学习古典诗词、形成古典文学修养和进行创作的，作为父亲的刘逸生反而管得不多。“书香”是有了，至于说到学统意义上的“家学渊源”，则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

　　写《白门柳》，写出人生多条路向

　　刘斯奋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35岁之前一事无成”，其实就算在35岁以后的若干岁月里，他的人生也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方向，甚至还从内心里感到迷茫、焦虑。步入不惑之年之后，有了多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的写作计划，他人生的目标明确了，方向清晰了。而他的整个人生格局，也由此逐渐成形。

　　比如说，他从小表现出对绘画的特殊喜爱和才能，他本人，甚至包括他的父亲、朋友，等等，大概都想把他的人生设计为一个画家。可是造物弄人，他的人生路程迟迟不能照着这个方向走，中学毕业以后想要投考美术学院，鬼使神差地就是不能如愿。后来有了《白门柳》的写作计划，他大抵是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为一个作家了。而在写完第二部《秋露危城》之后，他又在写作之余弄起了书法和绘事，本来只是作为一种对写作生活的调剂，因为一直关起门来写小说，感到特别疲劳，写写字、作作画，也是一种身心的休息。没想到，在这情况下创作出来的绘画和书法作品，竟也别具一格，得到社会上的高度评价，于是一个画家、书法家的路子，也就此走通了。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就像一部长篇小说，在不起眼处的一个细节埋下伏笔一样，到了2003年，他从省委宣传部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广东画院的院长，成了一个“专业画家”，他的“文人画”创作，竟上升为在此之后的人生主题了。

　　再比如说，他当初从海南调回广州，进了省委机关，以后一直在机关工作，公务人员的身份，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人，按照通俗的说法，人生走的是“仕途”。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于这方面只是平平淡淡而已，既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政绩”，也没有突出的“升迁”。有人说他的个性本质上是个文人、艺术家，不是“仕途”中人，包括他的妻子、家人，对此都没有特别的幻想。但是，如果说刘斯奋本人对于作为公务人员角色的成功没有任何期待，则恐怕既不合情理，也不是事实。毕竟这是他的主要社会身份，是他获取社会评价的最明显的指标。他是一个身受古典文化熏陶的人，秉持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念，讲求立德、立功、立言，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就是追求“仕途”成功，追求为国家、社会尽忠职守的。所以“仕途”上没有太大的起色，想必也不会是一桩令他高兴的事。

　　《白门柳》的写作，给他作为公务人员社会角色的成功带来了转机。在第一部《夕阳芳草》出版，准备写作第二部的时候，他有了一次升迁的可能，不过为了集中精力写小说，自愿放弃了这个机会。而当第二部《秋露危城》完稿之后，他被安排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升迁，他作为公务人员的人生道路，也就此走得通达畅顺了。

　　甚至刘斯奋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功，多少也与《白门柳》的写作有关。以前他搞古典诗词研究，出版了那么多书，却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社会影响，因此当时自己设计的学术研究的那条人生道路，并没有继续走下去。因为要写《白门柳》，对钱谦益、柳如是的生活历程进行考证，因此接触并深入研究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和其他著述，结果发起和大学者余英时就陈寅恪问题的学术论战。而到了90年代，社会上出现“陈寅恪热”，他的这些文章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顿然拥有了学术界的影响和声望。于是，对于自己的文化学术研究之路，刘斯奋也大大增加了自信。

　　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以《白门柳》第二部《秋露危城》的完稿为标志的。《秋露危城》完稿是在1989年，在整个90年代里，刘斯奋小说获奖，“仕途”升迁，绘事火热，研究勃兴，真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斯奋奠定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格局:涉足众多领域，在每个领域都赢得热烈的喝彩和令人称誉的成功。他的这种成功，甚至难免让人们生出一丝嫉妒之意，发出“捞过界”的议论。

　　谋篇布局，驾驭人生就像写长篇小说

　　在《秋露危城》最后完稿的1989年，刘斯奋有了自号“蝠堂”之举，自言“取义为身属公务人员而醉心文学、绘画、书法、学术，有如蝙蝠之似鸟非鸟，是兽非兽，恐难免见笑于方家识者。”对于“蝠堂”人生格局的性质、特点和能够给予人们的启示，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艺术，就像复杂而深邃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的艺术风格一样:刘斯奋的人生头绪纷繁、场面众多，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众多线索有时是“各表一支”，有时又交叉重叠，或齐头并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体现出长篇小说的体裁特点。而长篇小说需要驾驭这样复杂、广阔、深邃的内容，需要的就是高妙的结构艺术，这正是《白门柳》的特征和价值所在。有意思的是，刘斯奋驾驭他的人生，也像他的长篇小说之结构艺术一样，既有集中又有变化，既有逻辑又有节奏，即有长远的理性规划，又有一时兴起的灵感闪现，因而显得波澜壮阔，既严整规范又多姿多彩。

　　精彩的人生就是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从这个角度说，刘斯奋不仅是一个小说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人生艺术家”了。

　　在谈及刘斯奋这种“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人生时，常有一些好心者免不了用一种有些遗憾的口吻说，按照刘斯奋过人的天资，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心无旁骛，选定某个专门的领域，执著地、长时间地做下去，做到最深入、最透彻的程度，势必可以达致该领域的极高成就，做到大师级的水平。而现在旁涉众多，虽然各方面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却反而影响了他在某一专门领域里获得最了不起的成就。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就好比能够很好地鉴赏一首好诗，却不能体会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以至于用诗歌的艺术标准和风格样式来衡量长篇小说一样。

　　安知非福，省人大否决厅长任命

　　可以将刘斯奋的从政经历，用来作为一个例子，看一看他的这种“长篇小说”人生艺术的内涵所在。

　　1989年，刘斯奋被任命为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1992年，刘斯奋调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后来，省委向人大提出建议，任命他为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没想到，省人大常委会在开会审议的时候把这一建议给否决了，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当时人们对人大的权利和职能并没有太充分的认识，甚至社会上还很普遍地存在着把人大戏称为“橡皮图章”的说法，所以广东省人大把省委的人事任命建议给否决了，影响实在巨大。刘斯奋的名字很快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仅是广东省的报纸，全国各大报、甚至海外媒体也纷纷转载这一被认为意味深长的新闻，当然也免不了出现各种似是而非的传闻、猜测。刘斯奋的“知名度”，竟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大大提升。当时，刘斯奋的儿子在学校念书，政治课的老师就以这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的职能。儿子回家问起这事，他回答起来自然少不了一番尴尬。

　　省人大否决刘斯奋文化厅厅长的任命提议，提出的理据是“官员易得，作家难求。”这实际上就像前面提到过一些好心人希望他专注于一门，在某一领域里做深做透，而不要旁涉太多，逻辑是一样的。因为当时他从事《白门柳》创作，已经奠定了一个作家的人生位置。然而，刘斯奋的“野心”此时大了许多，已经不能满足于当初那种单纯的成名成家的想法了。这正如一个小说家，当中短篇小说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能满足，就希望写长篇小说一样。所以，他完全理解人大代表的好意，但是对这样一种结果，却不能说很开心、很乐于接受。事实上，当时他担任着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不是专业作家，从事《白门柳》创作，也从来不是以专业作家的身份。本身就是“官员”而非“作家”，谈什么“官员易得，作家难求”呢？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刘斯奋来说，失去文化厅厅长的职位，看来却真的可以说是命运对他的厚爱。须知像文化厅长的职位，是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多少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到了这个位置上，再要写小说恐怕真要困难许多了。

　　更重要的是，刘斯奋的个性，向来着重于全局性、方向性的思考，并不喜好、也不擅长做事务性的工作。碰到问题，他一般总是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地把握事物。

　　在家庭生活中，他的这一特点就十分明显，家人遇到一些大事小事，跟他提出来，他大约就是分析一下形势，提出一些思路和方法，如此而已，具体怎样解决问题，所有操作性和事务性的工作都必须由家人自己去完成。据说有一次夫人叶红在工作中遇到一些矛盾，大概是说没有受到重视。她很早就拥有了高级职称，却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干事。回来与刘斯奋谈，结果他分析了一通，最后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竟是提早退休、主动下岗，把夫人气了个七窍生烟。这个例子说明他的确不是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高手。在家庭生活中如此，做领导干部恐怕也是这样，要当好文化厅长，势必要弄个焦头烂额。他更适合做一种思想型的领导，对此他是深信不疑的。

　　经世致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真是命运的厚爱，刘斯奋没有当成文化厅长，最终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这正是他希望和擅长的思想型领导职位。由于既符合个性，又与自己的才能和知识结构高度一致，他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说得心应手，得以大展拳脚，“政绩”令人瞩目。当然，相对而言，他一直心系的《白门柳》的写作，也比做文化厅长更有条件完成了。

　　这里可以探讨一下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艺术家，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呢？常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根本的生命乃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所以学者应该从事“纯学术”研究，作家、艺术家应该坚持“纯文学”、“纯艺术”创作。而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著述和作品，就是唯一的价值；学者和艺术家应该和日常的社会生活保持距离。

　　显然，刘斯奋是看重知识分子之学问和艺术的独立价值的，他把创作《白门柳》看成自己毕生安身立命的事业，就是对此种价值观的认同。然而，刘斯奋的“知识分子”观，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儒家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上的经世致用观念，而“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天下奉于一身而不取”的那种“独立”精神，在他看来却并不可取。在小说《白门柳》里，他浓墨重彩地写到了黄宗羲的经世致用理论和实践，黄宗羲对于那些“独立”的“才子”、“名士”，很是看不惯；而他对于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不仅是批判性，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建设性的。哪怕在朝廷政治腐败、社会生活动荡的形势下，他还急切地要向有关方面上“万言书”，而他后来的思想巨著《明夷待访录》，更是涉及到经世致用的方方面面，包括最为清高的“知识分子”所不屑的财务、货币思想。让自己的思想、学术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无疑是黄宗羲这类知识分子的根本理想。不用说，这也正是刘斯奋的“知识分子”观。

　　为官之道，在于“扬长避短”

　　刘斯奋的为官之道，就是注重“扬长避短”。他的长处就是善于思考，对现实中的问题，往往能够很快、很准确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方案；而他的短处在事务性的工作，其实就是操作、执行的能力。刘斯奋的“扬长避短”之道，说到底就是舍得分权、放权，所谓用人不疑，自己只要把握住方向性的大事就可以了。让执行者真正拥有执行的权力，自己就可以潇洒快活。他在宣传部、文联、画院，做官都做得很潇洒。无论在宣传部、在文联，还是在画院，都各自聚集了一批有能力的干才。刘斯奋从不与他们争权争名争利，而是让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还大力扶持他们，让他们充分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都干得十分起劲、舒心。

　　1999年，刘斯奋受命领导和组织广东省国庆50周年大型晚会。这是一台各方面都特别重视的晚会，涉及的人员、要解决的问题都颇为复杂。当时，组委会原本计划起码用十天半月的时间来讨论形成方案。可是，在刘斯奋主持下，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把方案基本敲定了。他说，关键是领导者自己要懂行，还要有点子，善于出主意和善于发现别人的好主意，而各方面的主意集中起来以后，自己要能够拿主意，拍板定下来。

　　有了主意以后，他就把“知识产权”全部奉献给别人，丝毫不要名、不要利。为了办好这台晚会，刘斯奋甚至也表现出细心的一面。他向来是不喜欢事必躬亲的，可是晚会排练的时候，他却经常到场。而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倒反而见不到他了。他说，到演出的时候，行不行都一样，不能改变了，所以在场也没什么用。而且当晚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在，出了问题他们可以解决，自己乐得潇洒一下。不过，这事还是引起人们的议论，有人认为他实在有点自恃聪明，近乎玩火。但他似乎特别幸运，如此10年下来，竟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去留无碍，闲看官场云卷云舒

　　总的说来，刘斯奋的为官之道，与人们惯见的官场中人似乎大不一样。这和他在文学界、美术界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就是不受圈内游戏规则的束缚，保持某种“非职业状态”的精神和心理。比如，在官场上，看重权力和权位的排名，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游戏规则，而他似乎和这种游戏规则不沾边。

　　2000年，由于提倡干部的年轻化，上级想要安排年轻人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需要有人腾出位置来，为此组织部门颇为为难，不知该让谁退出来。刘斯奋主动提出，自己干副部长干了8年，应该轮岗，不要再干了。组织部门因此解决了一个难题，当然欢迎。可是当时文艺这一块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手，于是他由副部长变为巡视员，所有的工作、职责都和原来一样。可是，排名、排座的时候，新任命的副部长自然要排到前面，他这个老资格的巡视员排在后面。一般人都难免尴尬，有的甚至不一定能接受得了，他却是自己主动提出这样做的，安居末位而脸不改色心不跳。

　　正因为如此，到2003年，刘斯奋从宣传部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任省文联主席和画院院长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去留无碍”。这话在一些熟知官场规则而又不了解刘斯奋的人听来，也许会觉得有点酸溜溜的，而实际上，这完全是刘斯奋的真心话。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职业化的官员，而且，他的人生价值从来就不是由官场上的去留所决定的。

　　(选自《刘斯奋评传》，谭运长著，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