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与浪漫《世界艺术馆》
录入时间: 2008-11-04
也许艺术上各种理想主义的想法特别适合在每个世纪的后半叶滋生成长，尤其是19世纪。相较于15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宗教虔诚、16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大解放、17世纪巴洛克艺术的雄浑华美与18世纪罗可可艺术的温婉甜腻，19世纪似乎并没有某种统一的文艺思潮贯穿其中，于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继登场，各说各的理论，各走各的实践。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也是前所未有地起伏激荡。延续了上千年的农业经济似乎一朝之际即面临着土崩瓦解，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成熟却远远赶不上工业上蒸汽机车的速度。人们生活在尚未形成完整新陈代谢系统的新生社会中，在享受其先进生产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却也无奈于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危机。乏味的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上各家各派的轮番登场恰恰催生了异彩纷呈的理想方式的表达，从而为这一时期的视觉艺术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鲜亮丽。
首先是弗雷德里克•莱顿，对他来说，皇家学院是值得为之花费毕生心血的地方，因为他并不仅将其看作是承袭始自17世纪意大利波伦亚学院古典主义进程中的一环，而更希望在其治下形成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古典主义超越以往的“完美”盛宴。莱顿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完美”首先体现在他及其同时代人创作的那些严谨得无可挑剔的画作上。在《海边捡拾鹅卵石的希腊女孩》中，四个少女的位置被安排得恰到好处，每个人也都被抹上了反映心理特点的光泽，从而赋予了人物形象某种神圣感，这幅画是对莱顿抽象地运用构图形式与色彩搭配的高超技艺的一次总结。同样的代表还有阿尔伯特•约瑟夫•摩尔，他的《四重奏：一个画家对音乐艺术的赞颂》在寻求音乐与美术之间联想的同时，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某种“音乐的特性”。除了用作品说话，莱顿对“完美”的追求还体现在他身体力行、竭尽全力地将各种风格兼容并包到他古典主义的“奥林匹斯山”上，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他竟然说服了以皇家学院反叛者面目出现的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继任其皇家学院院长的职位。《爱情的终极》是米莱斯创作中期的一幅佳作，它使创作者在其成熟期名声大噪。不过，也许正因为米莱斯是拉斐尔前派画家中与皇家学院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所以这幅画也已经流露出画家后来最终脱离拉斐尔前派后画风转变的端倪。
无论但丁•迦百利•罗塞蒂对米莱斯的“背叛”如何痛心疾首，但这个有着四分之三意大利血统的年轻人还是执着地将反对学院派的大旗擎于手中，他借助其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和个人魅力将很多支持者聚集在身旁，并用他对诗歌和绘画的狂热之情填满他们的头脑。也许罗塞蒂那幅《沃提考迪亚的维纳斯》的色粉画帮助他创作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成功的裸体画，也许拉斐尔前派的追随者如亚瑟•休斯、伯恩•琼斯、约翰•梅尔休伊什•斯特拉德威克都在“亚瑟王”的传说中仿佛回到了他们向往的中世纪，但拉斐尔前派的兄弟们所执着的浪漫主义与以莱顿为首的皇家学院所秉赋的古典主义二者的最终差别可能并非如他们自己所预料的那么巨大，和浪漫主义文学一样，浪漫主义的艺术也普遍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因为它“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是共和式的又是君主式的”。
也许19世纪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满怀乐观自信的同时，却存在着社会心理上浓重的悲观主义和焦躁不安。于是，莱顿们寄望于古希腊雅典的奥林匹斯山，而罗塞蒂们逃遁到中世纪亚瑟王的圣地卡莫洛特；莱顿们把至美献给了海伦，而罗塞蒂们将幻想给予了桂内维尔。从非现实性这一点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倒达成了某种共识。除此之外，莱顿和罗塞蒂作品的购买者也是同一群人，即都是在资本成功运作下诞生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些财富占有者在聚集财富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现实严酷，所以他们渴望享受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在那里，无论是高奏着宙斯山神的凯歌，还是弥漫着田园诗般的怀旧旋律，都能给予他们最超现实的梦幻想象和最美好的心灵安慰。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个充斥着竞争与残酷的矛盾时代，画家与富裕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理解与支持，却构成了艺术赞助史上最为和谐的一章。
作者：王凯笛
来源：世界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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