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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绘画艺术中的真实与理想(殷双喜)

录入时间: 2007-08-21

    我们看到石鲁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创作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延安饮马》、《延河水长流》、《南泥湾途中》、《秋收》、《宝塔葵花》等优秀作品,都是对战争年代陕北风情、革命生活、领袖人物的追忆。晚年,在他遭受残酷迫害之后,画的《忆嘉陵》、《马兰花》、《老骥图》、以及他对赴印度、埃及等国的旅行写生的重新改画,都呈现了一匹饱受艰难、无言伏枥的老马那壮怀激烈的暮年情怀。追忆,构成了石鲁悲剧性一生的重要创作特征。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广义地讲,他的任何创作都带有回忆的特点,都是想象力对往日生活的提炼、概括。然而,何以石鲁的作品,却那样鲜明地充满了对往日革命生涯的深情的召唤?我认为,这是石鲁艺术创作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有必要深入研究。
    完成于1963年2月的《学画录》,是石鲁艺术思想的较为成熟完整的理论表达,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大师的艺术思维。在《概言》中,石鲁提出了“物我相融”的辩证观点,强调“物为画之本,我为画之神”。“有物无我不足以通理想,有我无物不足以达其实。”真实与理想、客观性与主体性,成为我们理解石鲁艺术创作的关键。概言之,石鲁一生都在追求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而这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却时时与现实处于矛盾之中,这就构成了石鲁一生艺术创作的悲壮基调。
    什么是石鲁所追求的真实和理想?石鲁所追求的真实,就是生活。生活在石鲁那里,是宽广复杂变动不息的海洋,其主流为时代之脉搏。“画蒙生活为营养,生活籍画以显精神,”作为一个19岁就投奔延安的革命战士,石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革命理想,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表着时代的主流,代表着人类进步发展的主流,他不仅自觉地献身其中,而且以自己的艺术,去表达这一坚定的信念。然而,石鲁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宣传家,他的真实,是艺术中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简单反映。在《学画录·生活章》中石鲁指出:“从生活到艺术自有一番内历,非以模仿为能、如实为真。盖如实之实,小实也;模仿之能,小能也。而艺之为艺,乃在大真大实、至情至感上分高下、深浅、邪正矣。”
    什么是“大真大实、至情至感”?我认为,这就是超越于日常真实、日常情感的艺术世界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情感,它当然来源于现实,但它是对现实的超越。
    艺术即超越。
    在艺术中出现的世界,绝非仅仅是一个日常现实中的既定世界,但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艺术中的世界里的所有东西,在现存的现实中都存在,但艺术由于其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它又意味着艺术中包含着比日常现实更多的真实,比日常情感更强烈的情感。艺术中保留着美和真的表现,都比现实中的美和真更为精粹、更为强烈,从而与现实相对立而呈现。
    在石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对这种美和真的浓郁而集中表现,从而,石鲁完成了从画意到诗意的升华。在他对陕北革命历史和风景的创作中,黄土高原和陕北风情,既寄寓着石鲁对那段历史的深情追忆,也表达了他在革命胜利后,对那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对美和美的价值的重新理解。石鲁曾经激动地回忆自己这种感情上的不断体验。“我第一次带着满脚的血泡进入延安看到宝塔的时候,激动得连脚痛也忘了,第二次看见是在打走胡宗南回到延安,解放后回去又看了一次,每次都很激动,这可以说是追求革命在感情上的经验,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角度表现这种感情。”石鲁的作品都保留着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眷念,他不可能忘记过去。这种追忆,成为石鲁艺术生长的基点,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追忆中,石鲁完成了从一个革命参加者到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转变。作为前者,他为革命的胜利和成功而喜悦(《古长城外》表达的就是这种欢欣),作为后者,他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假与丑,从而在艺术中表现出他对美好世界的回忆和憧憬,这种忠贞的执著,即使遇到挫折和迫害也不动摇,从而使石鲁能对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以画唤起人心”,(他创作《转战陕北》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严重的肤浅粉饰、虚假造作,随着极“左”思潮的泛起,造神运动也在发展)石鲁后期作品,更是通过反复画陕北延安的生活,追忆革命斗争的历史,来表达对党的光荣传统、延安精神的歌颂,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专制统治的不满。石鲁晚年为郭琦所画的山水册页《忆嘉陵》,内中题诗曰:“曾忆嘉陵水,清心有几人?依栏犹漓泪,洒酒逐江魂。”对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表示不屑,对自己革命反被打成反革命,深感愤激,其革命信念,受挫弥坚。从而显示了石鲁作为革命和思想家的艺术洞察力。
    艺术能看破或预见现实。
    正是这种对美好幸福的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世界的坚定信念,树立了石鲁既与历史同在又超越历史现实的“异在者”形象。所谓“异在”,就是艺术家不仅要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脉博,而且要能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进行清醒的分析与观察,以自己的艺术,显现出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在对现实的肯定中呈现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超越现实,鼓舞人民向更加美好的世界前进,这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辩证的“扬弃”。仅仅反映现实、歌颂现实也许能成为一个优秀画家,但这还不够,真正的艺术大师,应该超越历史,超越一般的社会功利,关注人类的生存与进步。石鲁晚年常说:“让人活着,活着才能干点事”,正是由于他被打成反革命,几乎被判死刑,逃亡四川,他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普通人的生存自由是多么宝贵。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尽管表面上看“文人画”的气息浓厚了,更多的是梅、兰、竹、荷、菊、松树与华山,但实质上更多的是对人性与人格尊严的呼唤,革命的目的在于生活而不是死亡。在石鲁那些缄默不语的画面中,有着深不可测的美。
    石鲁一生都渴望自由,艺术就是他的自由的形式和表现,他后期作品中有一种高度紧张的情绪,一种和现实不和谐的点、线、面。那跌宕不平、苍渴奇崛的笔墨和生涩凝重,斩钉截铁的书法,正反映着他在现实中的不自由,他企望以艺术中的大变法、大自由来反抗现实中给予他的迫害。对革命历史和美好事物的追忆,化为强劲有力、苍茫浑然的画面,激起我们征服苦难和追求永恒幸福的冲动,激励着我们珍惜今日,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石鲁作品中那些业已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新挽回,但石鲁艺术中那种业已从事的事业不能半途而废。艺术家永远要保持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失去了这个,就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艺术中的大真实。
    石鲁的伟大和悲壮,就在于他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挫折,都不改其志,执著的追求大真大实、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


殷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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