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画语拾零》(王贵忱)
录入时间: 2007-08-15
王肇民先生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善于吸取西画理论之长处与中国传统画学相结合来阐述画理精义,《画语拾零》一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是他总结半个世纪艺术实践甘苦之言。此书为语录体制,言简意赅,话语落到实处,含有深入浅出的哲理,在国内已出过两个版本,也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法文在《中国艺术丛刊》刊出。
综观《画语拾零》,诸如继承传统、创作方法和艺术要旨等问题,画家的高见散见于娓娓而谈的片断论述中,析之独立成篇,通观则是前后连贯的画论,读来饶有兴味,且多发人深省。
一
王肇民先生少时学中国画,稍后转学西画,对西方艺术精华是爱着的,但也更热爱中国传统画学。他学西画是吸收而不是被吸收,志在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新的水彩画。
往时笔者与王先生闲谈中,他认为在艺术上媚外排外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取,文化交流各取所长,才能相济发展。他原是本着学人之长补己不足,立足于洋为中用态度学西画的。这一观点在其著述中也有所阐明:“就油画、水彩画等从外国传播过来的画种而言,民族风格,是很重要的。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就是中国的民族文化,没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就不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仍然是舶来品。”(引自湖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版《画语拾零》,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同)作者精辟地分析说,所谓民族风格并不是由血统关系、绘画题材、绘画工具、制作方法或观众心理作用等外部条件所决定的,而画家立足于现实,“在传统中学来的,在传统的发生、发展、交流、演变中学来的。不学便不了解民族风格,其作品也不可能有民族风格出现”。并进一步指出,“民族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或一模一样的,其类很多,变化很大,或由于时代变迁,而风尚各异:或由于文化交流而推陈出新;或由于种族不同,而各标一格;或由于阶级差别,而有华有朴。”
二
在创作和题材先生上,他强调学好基本功,能勇于创新。“作画偶然画得好靠灵感,一生画得好靠学问。所谓江郎才尽不是才尽,而学问尽了,不是老而无才,而是老而不学。不学所以无才,无才谓之才尽。”肇民先生赋性刚毅爽直,不善于酬酢。如今已七十六高龄,老而好学,作画之暇,读书写诗自娱。他对自己对学生,都是鼓励做强者。在《画语拾零》中说:“作画和作战一样,要破釜沉舟,背城借一,奋战到底,以获全胜。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学画也是这样,所以在画途上成功的人,多属于坚强的人。”在学习上要破除迷信,不要被名家吓住。“一般说来,名誉地位,至少有一半是假的,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那些敢于与名家有平等观念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名家,而且不是假的。”他说,最优秀画家的作品,也不是幅幅都是好的。在研究其优缺点之后,才便于取舍,盲从名家,是学不好技艺的。
对创作问题,他说:“作画要文野结合。文是格调,格调非文不雅;野是笔法,笔法非野不放。”昔梁简文帝有云,做人须要谨重,文章则须放荡,也此之谓。在《画语拾零》中有两段论述,是他总结五十年艺海生涯心得语,录下:
凡作画,少年要粗,青年要细,壮年要粗,老年要细。老年粗易而细难,不得不强自为之,以挽颓势。老年的细,是粗中有细,有粗细兼济之妙。杜甫说:“老去渐知诗律细”,盖得之矣。
树非老而枝不奇;人非老而语不妙。盖奇妙乃从岁月中得来,写字作画也是如此,所谓“人画俱老”。
王肇民先生论述创作方法,善于用生动的比喻法,耐人寻味,读来雅意妙理环生,有引人入胜之概。如“作画如剑客行刺,用笔用色要一击而中。如一击不中,也不必悔改。”又说,“艺术手段,要宁走极端,不要妥协。与处世为人不同。处世为人贵圆,艺术手段贵方”。不言而喻,“处世为人贵圆”是一句巧妙的反语。其实,他是一位性不谐俗,是非分明,不善妥协的人。语云书如其人,画品也如人品。梁鼎英先生在《观察、思考、激情》一文中,对他的艺术观和美学思想,曾作概括评介说:
(王肇民)对生活准确地审视,激情地表现对于生活的形象感受;崇尚写实,风格质朴,反对脱离现实的矫饰浮华之风;提倡艺术的独创性、奇崛的、新颖的艺术意境,反对故作狂态,妄生圭角,市气十足的趣味与格调;既反对玩弄技巧,又强调纯熟的技巧对于表现生活,表达情感与主题的主要性;既嫌恶自然主义的倾向,又反对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些,正构成了王肇民先生艺术创作的鲜明个性和风格特色,也表现了王肇民先生作为艺术家、美术教育家的美学精神。这些都将给艺术同行们以深刻的启迪(《美术家》二十八期,一九八二年十月)。
三
对题材选择上,王先生主张不可超时附势,应有责任感,可吾行吾素,各尽其长,各从其所是。他说:“我画花,是画其生命的变化。鲜花可爱,而残花可怜,各有意致。所以我作画,常画残花;作诗,常咏落花。”他认为对绘画艺术评价,一般说来,不能以题材论褒贬,也不可脱离艺术标准言是非。他在《画语拾零》中,对艺术评价的问题说:“近年以来,在斗争会上,照例是片面的单说一个人的缺点,而结果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坏蛋。在评奖会上,照例是片面说一个人的长处,而结果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完人。这种片面的评价方式,作为论定一个人的好坏,是错误的。但是把它移植过来,作为艺术上的一种表现方法,是可取的,因为艺术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品不是鉴定书,不可能全面的论定人,而是要片面的宣传事。因而对于事,就势必要片面的强调善,或片面的强调恶,以达到其劝戒的目的。否则如在一件作品里善恶同时并列,就必然要善恶相抵销,那就失去艺术的意义,不可能产生任何艺术效果。古人说,纣未有如此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之。所以人皆知纣为恶人。夫以天下之恶皆归之,或以天下之善皆归之,这种善恶分极,片面集中的评价方式,不仅可以表现,而且古今中外向来是作为创造典型形象的表现方法,又何可厚非哉。须知写诗写画,与写历史不同无须功过兼顾,以求全面。”王先生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崇尚艺术自毋庸待言,但并不把艺术效果夸大到永恒地步,他把艺术的客观效果归结为:
不但中国,令世上一切为政治或宗教服务的艺术品,其内容也多半是随着时代的革新和人类的进步而丧失其原来的意义,成为历史上的考证材料,但体现这种艺术规律的光、色、线,却仍然光彩夺目。这是因为艺术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主次地位,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迁而相互转化的缘故。
他在另一则里,对上述问题概括说:“艺术,只能反映现实的某些片面,全面反映是不可能的。所以作画,在广度上无须苛求;在深度上,要不遗余力。”
四
在结束这篇小文之际,最后谈一谈在《画语拾零》中,对造型艺术形神不可分合说的论断用了相当篇幅,也是他对这一由来已久的画理争论辨证甚为透澈的问题。此书开篇就论证了这个问题:
古人说:“形神兼备”。这种形神并立,形神分家的说法,发展下来,影响所及致使现在又有人说:“中国画是但求神似,西洋素描是有形无神。”好像形不似而神还可以似。形似而神还可以不似,形神之间,可以分可以合,可以兼备可以不兼备,岂不谬哉!……所谓神,是形的运动感,是形的活的反映。形是一切,一切是形,形以外的神是不存在的。
绘画上的形与神的关系问题,南朝刘宋时人宗炳在《画山水序》一文中就说过:“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能尽矣”(引自张彦远《历化名画记》)。由以见宗氏认为神理潜存于有形物象之中,不存在有独立于具体物像之处的神理,他是一位形神一体论者。形神分合之说由来已久,可能与水墨画勃兴不无关系。水墨派的兴起,是着色画的转变,是从画工画转到文人画的一种发展。文人画以标榜写意(写神)著称,工笔画则被视为专工写形之作。“形神兼备”一词由是成为美誉画作的极则,形神分合之说也就因以益彰。以水墨写意画著名的八大山人,不仅学养兼优,也是一位造型能力很强的大师,从来没人把他构图简练至极的花鸟画加以分解,为何者是形,何者为神?读过《画语拾零》,印证八大作品,益如所谓文人画以写神胜无非是标榜之词,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说,都是不能把形神分析开来,神是一个抽象概念,无形也就无神。前人谓八大画笔笔有神,倒是精确语。王肇民先生说形是本质神为感应的论断,愚以为是明论。
王贵忱
原载《美术家》总43期,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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