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的太阳：雨果的绘画创作(程曾厚)

    1985年，法国作家雨果逝世100周年。那一年，我国先后出版了几种《雨果诗选》。一些读者这才恍然大悟：雨果不仅是小说家，还是一位大诗人。作为《雨果诗选》的译者之一，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总算把雨果的诗歌介绍给中国读者了。1988年，我去法国访问，见到现在的“国际雨果研究会”秘书长罗萨(Guy Rosa)教授。他谈到法国1985年纪念雨果逝世100周年的主要收获，是公众恍然大悟：雨果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我心中不无震惊，感到我们的雨果研究和法国仍有距离。我希望自己能做些弥补差距的实事，首先是弥补自己身上的差距。1992年初，我在上海《艺术世界》写了一篇文字：《墨的太阳棗雨果的画》[1]。可能，这是我国第一次介绍雨果的绘画创作。
    其实，“雨果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是法国作家、评论家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早在1838年写下的一句话。法国公众晚了一个半世纪，才认识雨果的绘画天才。1838年，雨果的一幅题为《利埃尔的钟楼》，被收入一本《各国画册》出版，戈蒂耶为此画写了评论：《画家雨果先生》。法国1838年6月27日的《新闻报》予以转载：“雨果先生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而且是布朗热、洛克普朗和于埃可以视为同道的画家”。[2]1852年，同一个戈蒂耶为巴黎的雨果家具拍卖会写的报道更是断言：“维克多·雨果如果不是诗人，则会是第一流的画家。”[3]戈蒂耶真是好眼力。因为，雨果一生最好的绘画作品，是在1852年以后，尤其是在流亡期间创作完成的。
    今天，雨果是画家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综观雨果的一生，他对自己的绘画创作始终采取谦逊和低调的态度。但是，雨果在1881年8月31日写下的“追加遗嘱”里，明白写道：“我把我的全部手稿，以及一切可以找到的我写成文字的东西，或我画有图画的东西，赠予巴黎国立图书馆……”[4]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雨果的绘画和文字一样，都是他一生创作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雨果的绘画是他一生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时，雨果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他的一生漫长的创作生涯已接近尾声。他对自己毕生的创作有这样的总结，值得我们重视。
    1881年，雨果在身后已经留下了多少文学作品呢?人们已经出版了17部诗选、包括《悲惨世界》在内的6部长篇小说、10部剧本，以及数量巨大的文艺理论著作、政论作品、游记作品等。但是，1881年，雨果又有怎么样的绘画经历呢?有没有参加过画展?尤其是有多少人知道雨果是画家呢?
    据说，童年的雨果在绘画方面已有早熟的表现。《雨果夫人见证录》告诉我们，1811年，雨果的母亲带了三个儿子从巴黎来西班牙马德里和丈夫雨果将军团聚。母亲送孩子上贵族学校，认为小儿子维克多“对绘画很有天分，在这方面使老师们感到吃惊”。[5]当年雨果9岁。但是，我们从童年雨果画在拉丁文作业本上的图画看来，这“天分”和同龄的其他孩子比起来，并无很大差异。雨果是“神童”的神话，是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
    1830年代，雨果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慈父的形象之一，是喜欢给孩子们画些小动物、小人故事之类，让孩子们开心。友人封达内(A.Fontaney)在《日记》中写道：“1832年，维克多·雨果作作画……画些多多(幼子维克多的呢称)、比斯塔的小漫画，他每天晚上放在孩子们床上，孩子们清早醒来，看到了十分喜悦。”[6]
    1830年代后期，雨果几乎每年夏天带情人朱丽叶出外旅行。诗人在旅途中勤于给家人写信，在信中不仅畅谈观感，更常有小幅风景画点缀其间。1840年，雨果的岳父富谢先生给女婿写道：“昨天，我们把你的五幅画摊开在桌子上。孩子们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两个男孩出去争抢，谁拿《猫山》，谁拿《鼠山》。总之，人人都为自己的奖品感到高兴。”[7]我们知道，19世纪的文人雅士出外旅行，都会带本小画册，有沿途作画的习惯，和今天的游客拍些风景照相同。再说，当时有文化修养的人，大多也会画上几笔。雨果夫人不就给子女们画过小像吗?雨果信中附寄的风景画《最后的归宿》，也只是亲友个人收藏。雨果是个会画画的诗人。
    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些画有时也会引起专业画家的兴趣。1837年秋，雨果的挚友、画家布朗(Louis Boulanger)给雨果写信：“我那天去看尊夫人，她给我看了一页信纸，上有你一幅精彩的画，画了一座广场，我想是根特的广场。我肯定地告诉你，我对此画很感兴趣。请你为我们这些不能跟你同去的人多多地画。”[8]
    1847年，雨果将自己的四幅画交给雕刻家马尔维(Marvy)，制成铜版画，发表在《当代风景画家》一书中。诗人雨果的名字第一次和著名风景画家柯罗、陶比尼等人并列一起。1859年12月2日，美国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John Brown)被绞刑处死，雨果震惊。他把自己一幅1859年创作的画交保尔·舍奈(Paul Chenay)雕刻，于1860年4月出版，题名为《绞刑犯》。这是雨果生前惟一的一次主动出版自己的绘画作品，目的是颂扬为解放黑人献身的约翰·布朗。
    雨果的画开始在艺术界被人认识。诗人、艺术评论家波德莱尔对雨果绘画的高度赞赏，是引人注目的事情。波德莱尔在《1859年的沙龙》这篇专题长文中写道：“我……也没有看到德拉克鲁瓦风景画具有的超自然的美，也没有看到流淌在雨果绘画作品中壮丽的想象力，像是天空中的谜一样。我说的是他用中国墨画的画，因为，我们的诗人是诗歌中的风景画家之王，这是显而易见的。”[9]波德莱尔还在1855年直接把雨果和德拉克鲁瓦相提并论。
    舍奈由于铜版画《绞刑犯》的成功，取得雨果的信任。1862年，他进一步取得雨果的同意，将雨果的13幅画由他雕刻，请戈蒂耶撰写长序，由卡斯特尔(Castel)出版社出版画册。虽然画册在商业上并不成功，但这是雨果生前正式出版的惟一的一本画册。
    雨果一向认为，绘画只是他个人的消遣娱乐，既然他不是画家，他的画不值得发表。雨果在给出版商卡斯特尔的信中一再强调这一点。他对被人看成是画家，态度被动，甚至是无可奈何。1863年3月6日，雨果致弟子和挚友默里斯的信：“你是知道的，出版一本画册，于我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事情。我是已经尽量排除这种奢望的。这些乱涂乱画的东西，是留给我亲近和宽容的挚友的。”[10]
    1901年，坎博(L．Guimbaud)在《漫画家雨果》一文中，首次披露了一首诗。雨果在赠情人朱丽叶的《画册》上写了一首自嘲诗，生动地写出了自己成为画家的百般无奈：
作者把他被人发现的画，
今天在您的羽翼下埋藏，
请为他双重的苦恼牵挂。
先是自觉自愿出来流亡，
现在又身不由己当画家。[11]
    一方面，雨果严格区分自己诗人的社会职责和绘画的个人兴趣，另一方面，雨果逐渐意识到自己具有的绘画才能。1873年，雨果主动向画家菲力普·布尔蒂(Philippe Burty)出示自己的一部画稿：《女巫的诗篇》。布尔蒂在1874年写道：“维克多·雨果先生最近完成了一组60余幅人物像，可怕，滑稽，有的动人；人像构成了对一个着魔的青年女子审判、责罚和用刑的各色人物。”[12]我们还应该提到，由于雨果晚年巨大的声誉，1876年于格(Eugene Hugues)出版社大型精美的插图版《雨果全集》开始出版。这套全集大量的插图中包括了不少雨果自己的绘画作品。由于全集同时又是普及版，所以，让广大读者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作者一些精彩的绘画作品。
    1888年5月3日，雨果逝世不足3年，巴黎乔治·珀蒂画廊(Georges Petit)举办有默里斯组织的“雨果画展”，全称是“雨果手稿和绘画展”。画展由当时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尔诺剪彩，总统携夫人认真参观，加上文学界、艺术界的名流纷纷前往，一时在新闻界引起极大的轰动。诗人凡尔哈伦感叹道：“雨果主要的画作真应该由国家买下来，以其即兴的艺术给现代美术馆毫无艺术趣味的墙上增添光彩。”[13]《费加罗报》记者沃尔夫(Albert Wolff)写的报道：“‘雨果手稿和绘画展’是一大盛事；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在本世纪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家的形象在显露出来。”而“其中有些篇章真可以进入卢浮宫”。[14]雨果“画家的形象在显露出来”的说法是客观的。《费加罗报》是在法国社会有影响的大报，人人都知道卢浮宫是存放人类文化艺术珍品的殿堂。沃尔夫以《费加罗报》记者的身份，对自己读者下这样的结论，对雨果绘画跳出少数知情人的圈子，走进社会，走进艺术界，意义不小。
    1902年，雨果诞辰100周年。又是在默里斯的努力和促成下，巴黎市议会通过决议，在今天的孚日广场六号，即雨果1832年至1848年的住所，成立“雨果故居纪念馆”。雨果故居纪念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展出馆藏的雨果绘画作品，约500多幅。按照默里斯的想法，这是最好的雨果绘画常设展览。作家罗斯坦(Edmond Rostand)参观后，大呼“令人目瞪口呆的启示”。[15]
    在20世纪初期，对于雨果绘画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是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雨果绘画的发现和欣赏。虽然布勒东等人发现雨果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对20世纪艺术界接受并欣赏雨果绘画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是画家。让·雨果的第一个妻子瓦朗蒂娜·雨果也是画家。瓦朗蒂娜·雨果后和超现实主义流派过从甚密，并有一段时间和布勒东生活在一起。结果，布勒东通过瓦朗蒂娜·雨果不仅见到了一些雨果鲜为人知的绘画作品，并且亲自收藏了其中的一些画。
    布勒东1936年在《奥斯卡·多明盖兹》一文中，提到雨果绘画中有“无与伦比的暗示力量”。[16]这位超现实主义的祖师爷在1957年的《神奇的艺术》中，对画家雨果有更加重要的评述：“在这个领域内，最有决定意义的话，应该属于一个既不是职业雕刻家，也不是职业画家的人，就精神上而言，这就足够了。这个人还先于兰波，已经借助画笔和钢笔上的墨水，看到有办法可以‘固定眩晕’，探求自己的潜意识……这位不受重视的水墨画、‘墨渍画’和想象力恣肆奇兀的画的作者，是一位诗人，名字叫维克多·雨果。”[17]
    兰波是象征派诗歌的奇才，“固定眩晕”是他发明的创作手法。把雨果的画和兰波的诗并列，而且把兰波的诗置于雨果的画之后，不仅给“不受重视”的画家雨果正名，而且是承认画家雨果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先驱之一。
    马克斯-保尔·富歇(Max-Pol Fouchet)在其《我有一天回忆》中报道说，让·雨果告诉大家：毕加索在让·雨果家里看到雨果的一些画，失声喊道：“像你祖父这样的画，我也一直在画!”[18]毕加索说的“祖父”应该是“曾祖父”。毕加索晚雨果近60年，说明毕加索从事的艺术探索，比雨果长期秘不示人的绘画创作晚了半个世纪。
对于雨果“追加遗嘱”中提到的“以及一切可以找到的……我画有图画的东西”，20世纪艺术界，20世纪的广大公众，先后有两大发现。第一，雨果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旗手，作为19世纪法国文学的高峰，作为法国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身后留下的绘画作品竟然接二连三受到许多现代艺术大师的高度赞赏。这是和画家雨果的成就和质量相关的事情。
    第二，雨果传世绘画作品的数量，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增值”过程。雨果故居纪罟菘菔钡墓莶毓兰圃幅上下，通常的估计是450幅左右，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50年代。1967年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收进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雨果画作，厚厚两大卷，竟然有2000幅左右。1985年，为雨果逝世100周年举行的《雨果光荣展》(La Gloire de Victor Hugo)，专家的估计数字又增至3000幅。2000年6月23日，笔者拜访法国国立“橘园美术馆”馆长、雨果绘画专家若热尔(Pierre George1)先生时，他提供的最新数字是将近3500幅。[19]
    今天，我们可以说，雨果是作家，是诗人，是小说家，是剧作家，同时，在充分和完整的意义上，雨果也是画家。这样，面对画家雨果，面对留下3500幅作品的画家雨果，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
    问题之一，雨果生前如何理解自己的绘画作品和绘画成就。
    我们注意到，雨果直到1840年代，对自己兴之所至，随手画来的作品，以一种轻松的心情，并不放在心上。但是，我们看到在他根西岛“高城居”弹子房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画作，还兴致勃勃地给许多画亲自加上画框，对自己的画框加以精心修饰。这些画多是个人的纪念，是对往事珍贵的回忆。流亡期间，雨果逢年过节，随手画些小画，分赠亲友，说是“名片”。1861年元旦，雨果手记：“我拿出六幅画作为开奖的奖品。”[20]可见，雨果是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把绘画看成是纪念和回忆的寄托，是增添生活情趣的手段。
    但是，一旦有人把雨果的绘画拉出个人的天地，确认他的画家身份，他不仅谦虚，而且谨慎，拒不接受哪怕是朋友善意的请求。雨果反复强调：“坦白说，我从来无法想象我的您称之为绘画的作品，会引起您这样内行的出版商的兴趣。”[21]“一些画画时的试笔。”[22]“这些人家非要说成是我绘画作品的东西。”[23]“这些乱涂乱画的东西。”[24]“一个有别的事情要做的人在纸上不无笨拙地泼洒下的这些笔墨线条。”[25]对于自己的绘画手法，则是他的绘画“有点儿野气”。[26]虽然雨果对波德莱尔对自己的欣赏“十分高兴，深为骄傲”，但仍然强调“出版一本画册，于我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事情”。
    在雨果看来，他是作家，文学是他面对社会的责任，而绘画只是他面对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说得很清楚：我“是一个有别的事情要做的人”。“别的事情”是文学创作，是启发人民、引导人民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责任。在文学和绘画可能产生冲突时，当然以作家的责任为大：“我不是为我个人的乐趣而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我像是一头役畜，套在责任上。而现在的此时此刻，我已来日无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完我该做的事情。”[27]
    问题之二，雨果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
    雨果严格区分自己作家的本分和“我在写两节诗中间轻松一下”[28]的业余绘画。我们可以具体看看他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之间究竟是如何一种关系。
    时至1850年，抒情诗人雨果在连年生活忧患和政事忙碌之后，似乎才思枯竭，不见有佳作发表。但正是这1850年，今天的读者才知道雨果正在画他的几幅“大制作”。例如，《鹰首雨果城堡》、《有十字架的古堡》、《三棵树的风景》等，甚至还有没有主题的墨渍画。雨果的创作冲动部分从诗歌向绘画转移，诗歌创作出现的空白由绘画部分取而代之。流亡生活开始后，1852年至1853年间，雨果进入文学创作空前紧张的时期，《惩罚集》和《静观集》相继完稿问世。与此同时，雨果的绘画明显减少。而到1866年夏天，雨果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一度出现双管齐下的局面。绘画方面，我们有所谓的三大“灯塔”(指《埃迪斯通灯塔》，《头盔灯塔》和《头盔灯塔》的细部)，而文学方面，正是长篇小说《笑面人》最初几章完成的时候。研究这一现象的若热尔这样认为：“仅仅1850年一年，除《有十字架的古堡》外，我们保存了14幅这样的作品，每一幅都是名副其实的‘作品’，诗人的创造天才低沉了，使人心碎，但继续有生命力。河水没有干涸，但流入了地下。”[29]这“地下”，便是半个世纪后才让世人惊叹不已的绘画创作。
    文学和绘画是雨果艺术天才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彼此相通，但不能相互替代，共同构成了雨果这个富于创造的头脑。
    马森在“介绍”雨果的2000幅绘画作品时，有一种看法很值得重视：“诗人的信息，是万物不可分割地一起共同存在；画家的信息，是每一种生命，每一种东西，无须任何陪衬，足以回应整个世界，足以独自表达宇宙整体的一个侧面。”[30]所以，他认为：“在雨果身上，文学作品起‘认识’的作用，而绘画作品起‘辨认’的作用。”[31]
    雨果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还有另一层关系。我们知道，雨果的一些绘画作品，都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到某种“源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笑面人》都有一些相关的绘画作品。雨果本人在《海上劳工》的手稿中竟安排下整整36幅精彩的绘画。一个容易产生的印象：画家雨果为作家雨果亲自制作插图。如果确实是如此，当然这是作家雨果的幸事。但是，细细观察，并非如此。虽然两者题材相通，但不存在绘画为文学服务的问题。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未必有“绘画”的配合，而现有的画作又往往只和文学作品的细枝末节相关。《笑面人》的3座灯塔和小说的正面情节几乎无关。而在30多幅《海上劳工》的绘画里，甚至没有为主人公吉利亚特留下一幅肖像。
    文学创作和绘画创作各自遵循自己的创作轨迹，可以彼此交叉，但这是两个独立的创作领域。雨果绘画研究家福西雄(Henri Focillon)很有见地地认为，雨果的画“不仅仅图解他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32]
    问题之三，画家雨果在19世纪艺术史的地位。
    雨果的绘画天才受到戈蒂耶的钦佩，受到波德莱尔的好评。但是，总的说，对于19世纪的艺术界而言，一方面雨果的画作的主体并没有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得到艺术界的承认。时至20世纪初，《费加罗报》记者呼吁雨果“在本世纪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但是，事实上，19世纪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从现实主义到印象派和象征派，我们很难为雨果找到合适的“一席之地”。自始至终，雨果游离于19世纪的美术界，是个非主流的画家。雨果没有接受艺术教育，没有师承，也不依附任何流派。
    雨果绘画创作中的水墨画占了很大比例。据若热尔介绍，欧洲水墨画的传统远承伦勃朗，近有达维德。但水墨画在19世纪几乎无人问津。雨果对波德莱尔坦言：“我在画里一起用上了铅笔，木炭，乌贼墨，木炭笔，碳黑，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方能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33]雨果自己描述的作画形象，和19世纪画坛的画家形象是相去甚远的。
    夏尔·弗洛兰旦(Charles Florentin)有《雨果的雕虫小技》一文：“和雨果亲近的人经常看到他沉思着将一瓶墨泼在一张白纸上。他们好奇地走近……突然，大师的手指，或垂手可及的一件东西，甚至一根火柴，在纸上东划西划，显露出一幅令人迷惑的景象，风景或雉堞，先勾勒出顶峰，再补上山脚。”[34]这不是19世纪的画家在从事创作，而是20世纪画家的创作习惯。
    果研究家儒尔内(Rene Journet)和罗贝尔(Guy Robert)有这样的总结：“艺术家当然不必等到20世纪，才可以尝试各种材料，各种工具，首先为了看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这是处在艺术和游戏两者边缘之间很难说清楚的活动领域。雨果在自己的时代，考虑到他没有接受专业的教育，尤其是富于创造性的。”[35]
    雨果是19世纪的边缘画家，却是20世纪的前卫画家。
    问题之四，雨果和20世纪艺术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雨果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先驱之一。早在布勒东评论雨果绘画之前，一些人已经看出了雨果画中不同寻常的特色。19世纪画家布尔蒂(Burty)和雨果有过交往。他认为：“事情真古怪，我们不怕强调这一点：这24幅绘画作品，以独特的方式重现了《(克伦威尔)序言》对1830年文学流派所起的作用。这些画里包括了全部的新理论……”[36]这等于说，雨果的画预示了一场新的绘画革命。20世纪评论家达索(P．Dassau)说得干脆：“他放任想象力自由驰骋，超越了整个造型艺术的运动：印象派，超现实主义，点彩派。他在还没有名称之前实践过折叠画，剪贴画，粘贴画。”[37]
    雨果对专业出版商卡斯特尔说：“我是在几乎是无意识的幻想状态下，就着笔端的余墨作画的。”[38]他对评论家波德莱尔说，他用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1865年1月7日傍晚五时，雨果在一幅画上写道：“在黑暗中画成。我在墙上所见。”这一切，清楚表明雨果这位画家的创作手法，是地道的20世纪画家的创作手法，和超现实主义倡导的“自动写作”不谋而合。
    艺术评论家比贡(Gaetan Picon)在研究雨果的绘画后，认为“这幻视的方面，我们今天看来是雨果最主要、最具有个人特色的方面”。[39]德拉朗德(Jean Delalande)著有专著《雨果是天才和通灵的画家》，他对画家雨果钦佩不已：雨果是“一个奇才，有人很正确地比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艺家，如达·芬奇，他们‘写作时候的休息是画画，雕刻时候的休息是参与公众生活’”。[40]
    1963年2月23日，法国通俗画刊《巴黎竞赛》(Paris Match)画报以11个版面的篇幅，向上百万的普通读者介绍雨果的绘画成就。文字作者加尔(Michel Gall)认为雨果的画中有“印象派画，抽象派画和超现实主义画”，认为雨果的一些画可以署名为“特纳”，“克利”，“达里”和“马蒂斯”，标题更是引人注目：《现代艺术之父雨果》。[41]1991年，法国“橡树”出版社和阿谢特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大型《十九世纪的艺术历程》中，1854年艺术史的头条“大事”是将雨果列为“特级大师”，并配有两幅画：一是1853年画的一幅精彩的“墨渍画”，二是1839年画的《密忒恩峰》。[42]
    艺术品在西方可以进入市场，具有市场价值。雨果的绘画作品不是油画，多是小篇幅的水墨画。1962年6月8日，雨果的四幅水墨画在巴黎售出的价格分别为1500法郎、1850法郎、2100法郎和6000法郎。将近20年后，“1981年6月，诗人的重孙让·雨果脱手了50来幅曾祖父的绘画作品。有些作品的拍卖价在20万法郎左右。”[43]
本书编者刚刚获知：2000年11月29日，巴黎一家拍卖行拍卖一批和雨果在海岛流亡相关的文物，其中一幅雨果赠友人的水墨画，题作《河景》，14×22cm，作于1867年，背面也有画，签名，日期为1868年1月1日。此画中间垂直破裂，超过原画高度的3/4。拍卖结果：标价5～6万法郎，拍出价13万法郎。
    从1888年巴黎乔治·珀蒂画廊的第一次雨果画展后，一个世纪以来，法国、瑞士、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国先后举办过雨果的绘画作品展。2000年6月2日至9月10日，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大型的雨果画展，题为《笔下混沌》。
    问题之五，雨果绘画研究。
    雨果绘画的研究，可从1862年戈蒂耶为“卡斯特尔-舍奈画册”所写的序言开始，至今有140年的历史了。历年出版的雨果画册和画展目录也为数不少。1967年至1969年由马森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第一次在第18卷的全集里，用整整两卷的大篇幅(第17卷和18卷)，出版当时能够收集到的雨果绘画作品。第17卷收入972幅画，第18卷收入1028幅画，合计2000幅。马森为一个作家的全集编进2000幅画，需要勇气，也需要远见。他的结论却是无可奈何的遗憾：“维克多·雨果，这个天才所缺少的，仅仅是被人认识而已。”[44]早在40多年前，作家昂里奥(Emile Henriot)也有类似的感叹：“维克多·雨果的绘画，一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家谈得多，而看得少。”[45]
    时至今日，研究作家雨果的人如果对画家雨果一无所知，不仅是研究工作的一大缺憾，还会带来不必要的混淆，甚至在印刷精美、用纸上等的书本上留下贻笑大方的差错。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展开雨果绘画研究的一大困难，是至今没有出版一部“雨果绘画全集”。《编年版雨果全集》只是“文字”的全集，远不是“绘画”的全集。马森自己承认：“由于很多很多的私人收藏暂付阙如，这只能是狭义上的‘全集’。”[46]雨果的绘画作品散见于各种画展目录和各种画册，不过画展受主办单位收藏的局限，画册常常有编者特殊的视角。
    1985年，若热尔在为《雨果光荣展》写的《〈身不由己当画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过：“所以，首先应该对3000来幅作品，如有可能根据客观的信息，拟定一份清单，确定作品的创作年代。这项繁难的工作今天已有很大进展了，我们希望在以后几年内予以完成。”[47]15年以后的2000年6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拜访了若热尔先生。
    若热尔的回答有三点。第一，目前可以估计到的雨果绘画作品已接近3500幅。第二，他毕生从事的“雨果绘画总目”可望于2002年，即雨果诞辰200周年时完成。第三，全部工作成果争取出版，既以传统的书本形式出版，也考虑出版光盘，以便随时增补新的材料。[3]
    问题之六，雨果画和中国画的关系。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雨果绘画研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既十分有趣，又十分困难。这就是雨果画和中国画的关系。首先，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恐怕很难说没有一点关系。其次，雨果画和中国画究竟有哪些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
    迄今，法国的雨果研究界，包括雨果绘画研究的主要专家若热尔，从总体上说，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承认，雨果画和中国画的关系研究可以纳入一个更大的主题：雨果和中国艺术，或雨果和中国文化。在雨果诞辰200周年的前夕，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个广阔的领域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
    就雨果画和中国画的关系而言，我们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雨果绘画使用的材料。雨果是19世纪非主流画家。他主要的创作形式是“水墨画”。这在19世纪的西方画坛上，是罕见的例外。可是，水墨画恰恰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类型。
    第二，水墨画的手法是以墨代彩。雨果画使用的材料，都是具有黑色或深色效果的材料：木炭，石墨，煤粉，乌贼墨，桑葚汁，黑石，以及“中国墨”。西方的画家在19世纪用“中国墨”画画，平心而论，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和惊叹。第三，雨果的长子夏尔·雨果有一篇回忆性文字：《过路人在雨果家里》(1864)。
    “我见过维克多·雨果作画……一旦纸、笔和墨水瓶端上桌子，维克多·雨果便坐下，他这就画起来，事先不勾草图，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运笔异乎寻常地自如，画的不是全图，而是景物的某个细节　　他会先画树枝而成森林，先画山墙而成城市，先画风向标而成山墙，一步步，白纸上猛然现出一幅完整的作品，其精细和明晰，如同照相的底片，经化学药品处理，即可现出景物。这样完成后，作画人要来一只杯子，泼下清咖啡，其风景画即告完成。结果便是一幅出人意料的画，雄浑，意境奇异，总是富有个性，使人依稀想见伦勃朗和皮拉内西的铜版画。”[48]
    夏尔所说的“泼清咖啡”，“清咖啡”在法语里就是“黑咖啡”。“泼清咖啡”和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泼墨”又何其相似乃尔。中国的泼墨山水，画无定法，依墨色浓淡，依墨迹大小，点染而成山水。而夏尔告诉我们：雨果“事先不勾草图，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运笔异乎寻常地自如，画的不是全图，而是景物的某个细节”。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可见，中国的泼墨山水和雨果的泼咖啡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我们再看看雨果具体的绘画作品。《编年版雨果全集》第17卷列出一组“中国题材画”，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共57幅图。这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有明显的联系，可以看成是“烙画”的草稿或草图。
    这38幅烙画是雨果为情人朱丽叶在根西岛的居所“高城仙境”的饭厅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今天，这些烙画陈列在巴黎“雨果故居纪念馆”三楼的常设展厅里，称做“中国客厅”。
    法国老一代的雨果专家戈东(Jean Gaudon)先生认为雨果画和中国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问得很有道理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得很有道理的问题向若热尔先生提了出来。他回答说，他的卡片中可能有过雨果接触到中国画的记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但他明确认为：雨果绘画的风格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国画的影响，更不可能是决定性影响。黑白分明，浓淡有致，是雨果的一贯风格。尤其是他在海岛上流亡期间，想象力更是海阔天空，世界万物显得若即若离，又无边无际，客观上接近了中国传统画的风格，这是雨果个人创作风格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发展演变的结果，是不谋而合。雨果的画和中国画在精神上有相通的一面。[49]
    我说起巴黎雨果故居的“中国客厅”里，有不少雨果的彩色画，完全是中国图案。雨果从未去过中国，不可能创作出这些中国的景物和人物来，这应该是对中国图案的模仿。若热尔同意这个看法，并补充说雨果的画是对中国工艺品图案的滑稽模仿，带有幽默的风格。至于能否找到这些中国工艺品的原件，现在没有任何痕迹可寻。雨果在根西岛高城居里的中国工艺品，巴黎雨果故居“中国客厅”里的中国工艺品，都不是答案。看来，雨果和中国艺术的确有缘。但其中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或者，这些谜已经消失在历史神秘的长河中，消失在历史永恒的黑夜里，让后人寻觅，让后人感慨。

程曾厚
2001年9月28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注　释：
[1] 程曾厚：《墨的太阳　　雨果的画》，《艺术世界》（上海)，1992年第2期。
[2] 转引自《雨果光荣展》国立博物馆联合出版社，巴黎，1985年，第483～484页。
[3] 同[2],第484页。
[4] 马森主编：《编年版雨果全集》“法国读书俱乐部出版”，第16卷，1972年，第963页。
[5] 同[4]，第1卷，1969年，第920页。
[6] 转引自若热尔：《〈身不由已当画家〉的历史》，同[4]，第18卷，1969年，第16页。
[7] 同[4]，第6卷，1971年，第1195页。
[8] 同[6]，第18卷，1969年，第19页。
[9] 波德莱尔：《1859年的沙龙》，《全集》，拉丰出版社，1980年，第780页。
[10] 同[4]，第12卷，1972年，第1214页。
[11] 转引自若热尔：《〈身不由已当画家〉的前前后后》，《雨果光荣展》，第485页。
[12] 马森：雨果绘画《介绍》，同[4]，第17卷，1969年，第11页。
[13] 同[6]，第55页。
[14] 同[6]，第54页，第55页。
[15] 同[11]，第489页。
[16] 同[11]，第489页。
[17] 比贡：《空间的缝隙》，《编年版雨果全集》，第17卷，1969年，第XIII～XVI页。
[18] 同[6]，第18卷，第59页。
[19] 程曾厚：《〈雨果绘画作品研究总目〉和若热尔馆长》，《中华读书馆》，2000年10月25日。
[20] 同[4]，第12卷，1972年，第1354页。
[21] 雨果1862年10月5日致卡斯特尔信，同[4]，第12卷，1972年，第863页。
[22] 同[21]，第862页。
[23] 雨果1863年1月27日致布尔蒂信，同[11]，第483页。
[24] 雨果1863年3月6日致墨里斯信，同[4]，第12卷，第1214页。
[25] 雨果1862年10月5日致卡斯特尔信，同[4]，第12卷，第862页。
[26] 同[6]，第483页。
[27] 雨果1864年4月19日致布尔蒂信，同[4]，第12卷，第1266页。
[28] 雨果1860年4月29日致波德莱尔信，同[4]，第12卷，第1098页。
[29] 同[6]，第18卷，第24页。
[30] 同[12]，第17卷，第5页。
[31] 同[12]，第17卷，第15页。[32] 福西雄：《雨果的绘画作品》，《维克多·雨果》，巴黎，别样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32] 雨果1860年4月29日致波德莱尔信，同[4]，第12卷，第1097～1098页。
[33] 同[6]，第18卷，第60页。
[34] 儒内尔和罗贝编《三本画册》，巴黎，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6～7页。
[35] 同[11]。
[36] 达索：《超越时间超越必须》，《维克多雨果》，别样出版社，1983年，第8页。
[37] 雨果1862年10月5日致卡斯特尔信，同[4]，第12卷，第862页。
[38] 同[17]，第2页。
[39] 德拉郎德《雨果是天才和通灵的画家》，巴黎，新拉丁出版社，1964年，第110页。
[40] 同[6]，第18卷，第74～75页。
[41] 《19世纪的艺术历程》，巴黎，橡树出版社和阿谢特出版社，1991年，第458～460页。
[42] 同[36]，第5页。
[43] 同[12]，第1页。
[44] 同[6]，第68～69页。
[45] 同[12]，第81页。
[46] 同[11]，第493页。
[47] 同[19]。
[48] 同[4]，第12卷，第1579～1580页。
[49] 同[19]。

(本文为配合展览“纪念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年　　雨果的艺术人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事业’”专题研究文章，详见《展览出版典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