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录入时间: 2010-06-17
野夫(1909—1973)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在那场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命运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走向的时代大潮中，野夫不仅是一位秉持现实批判精神的先锋艺术家，同时他还是这场文艺运动中与一位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对于这位活跃于战乱年代的左翼文化先锋，由于诸多复杂历史因素的遮蔽，今天的观众已经深感陌生了，本次回顾展览将向大家全面介绍野夫的木刻及其人生。
野夫原名郑育英(毓英)，又名绍虔，字诚之，浙江乐清万岙乡寺岭村人。少年时代即在家中自学绘画，1928年考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随陈抱一学习油画，后转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继续学业。1931年夏，22岁的野夫在上海参加了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举办的“木刻讲习班”，并结识了鲁迅。在鲁迅的影响下，1930年代初开始，野夫在上海先后参加了一八艺社、春地画会、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上海绘画研究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铁马版画会、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活动，积极从事木刻创作及组织、出版活动。1937年，野夫与李桦、陈烟桥、江丰等筹划组织“第三回全国木刻展”，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未能实现。
抗战爆发之后，作为抗战宣传的主力媒介之一，版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延安、重庆、桂林这三大基地之外，野夫与木刻同人们在家乡的东南诸省(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另辟疆场，开创了国统区战时宣传的一系列奇迹。他们因地制宜，针对“既乏师资，又短工材”的现实困境，建立起高效的材料生产供应和教育推广系统，设立了“木刻研究社”和“木刻函授班”，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和支持木刻运动，在地方中、小学开展的木刻教育尤见其影响力之深入，而木刻函授班的学员则遍布福建、江西、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南方诸省，一时盛况空前。另外，野夫主持的“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等机构，不仅试图为版画运动寻求到稳定的经济支持，同时还积极为木刻运动的发展争取政府支持的合法途径，在他富于策略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一度对木刻给予了公开支持，这在国统区木刻运动史上是罕见的。与其出色的组织工作相平行的，是野夫为推广木刻而进行的编撰和创作，其中包括杂志《战时木刻半月刊》、木刻丛集四种——《旌旗》、《号角》、《铁骑》、《战鼓》和《木刻艺术》，以及《铁笔集》、《点缀集》、《中国合作运动史木刻画集》和《怎样研究木刻》等，这些都成为研究战时木刻史极为重要的文献。
抗战胜利后，野夫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战后第一次大规模集合木刻同人作品的展览——“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的顺利举办，主要得力于野夫出色的筹备运作。新中国建立后，野夫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总务长、上海幻灯厂厂长、全国美协副秘书长等职务，热心服务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1957年，野夫被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秋，文革尚未结束，野夫病逝于北京。
野夫的木刻创作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关怀，与此互为表里的是其艺术表达的自由和本真。他的作品初期仿效麦绥莱勒等欧洲创作版画家的风格样式，内容多反映劳工运动和社会底层生活，以简洁强烈的黑白对比描绘社会抗争的激烈情态；创作于1934-1935年的连环木刻作品——《水灾》和《卖盐》，凸显了作者驾驭复杂情节和表现心理活动的卓越画才。抗战期间，野夫的创作表现出更为恣肆奔放的表现主义特征，画面以压迫性的黑色调为主，利用阴刻线条刻划出人物和场景，这些大多取材于故土浙江的战时作品，直接表达了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以及激越愤懑的内心情感，成为缅怀这段悲壮历史的不朽经典。抗战胜利后，野夫的艺术创作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成熟面貌，他既注重吸收边区木刻的民族化样式，同时又强化了画面的表现张力，作品题材仍以沉重的现实苦难为着眼点，就作品的整体表现而言，达到了其创作生涯的顶峰。对于研究左翼文化史而言，这段时期的野夫作品尤其发人省思，在个性化的良知追问和日益强调党性的文艺宣传事业之间，野夫的创作者的身份发生了无法抗拒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联想到这位左翼先锋此后面临的矛盾境遇和悲剧命运。
本次展览共展出近70件野夫的代表性作品，将向观众完整呈现这位艺术家的木刻生涯。展览获得了野夫先生家属的大力支持，尤其郑子燕女士对于展览筹备和画集编纂，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在此谨向家属和热心支持本次展览的诸多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美术馆
2010年6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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