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在哲学的维度上解读父辈的影像(张楚翔)
录入时间: 2010-03-02
记得前些年，我陪父亲在医院看眼科，因眼底出血，他的视力近乎失明，我艰难地搀扶着他，向前、向前走……。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老了。我努力地回忆，上次牵手父亲时的心情与手感，十分愧疚，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父爱如山，但我们做子女的常常因为忙，而忽视了眼前这座山的存在。当马卡兄这几年一直在为他父亲——马乔老前辈整理早年的纪实摄影作品时，我甚是羡慕。卡兄是我摄影上的老师，混熟之后便以兄弟相称。但对于摄影以及摄影评论，我一直都在做学生，也一直在学。摄影这东西，我觉得很难说得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摄影晚于文字数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但它也与文字一样，经历了由少数人才能掌握和运用的“贵族玩物时代”，然后才慢慢被转化成为相对多数人使用的“精英媒介时代”，最后才成了与世同乐的“大众工具时代”。所以，把摄影理解为一种“物”，如同世间万物般经历生长、开花、结果。那么，影像的各个时期的文本特征，便能充分的显现出来，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影像。在马乔先生的影像里，我们已经能读到这一变化。他开始摄影时，摄影由于物以稀而贵，摄影的郑重其事使影像带有强烈的仪式感，然后才慢慢经历了影像的生活化变化，经历了从“歌颂”到“记录”生活的变化。
另一方面，对于摄影影像的内容，它提供的却是一种前于语言，前于文字表述的文化传达方式。就如同生活的世界，始终是“先”于文艺作品而存在的一样。它始终是语言与文字描述的对象，而摄影正是为这种“描述”提供了视觉的精确文本。所以说，摄影影像对于语言和文字来说，具有先在性的“超越”意义。
摄影影像是人为运用符号技巧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它不可能成为或者直接代替生活的“原初所在”，它永远只是生活蹩脚的“替代品”，是生活的“苍白复制”。所以，如何评析父辈马乔的影像，与理解父辈一样艰难。汪稼明老先生在《老照片》文集中，谈到了记忆与影像的关系，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记忆靠思维，思维是用词语进行的，而人用词语进行回忆时，回忆永远是形象的画面（影像），不过这利用画面（影像）进行的回忆，除了回忆者在冥冥之中可见外，别人是见不到的。”
这段话里涉及了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存在，以及人与影像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摄影的出现，把人类的信息传播从“听”的口语时代，“看”的文字时代，直接带入了多维度“感觉”的形象时代。虽然拍摄者在看照片时所带出的信息量，比照片其他观者的“看”，信息量要丰富许多。但这种丰富性是具有先天的“自闭性”，它无法影响到了“旁观者”。所以问题便产生了，父辈们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其终极价值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是把问题转换成，如何阐释父辈的影像价值。
我认为：阐释影像，应避免堕入自然主义，或者是掉入历史主义的文化悖论怪圈之中去理解，更应避免非理性主义对这类老照片的断章取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每一反思，甚至是第一个记忆符号，都维系着人的生存艰难与延续，尊严与道义。因为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流言和避免历史悲剧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道理不认真、不严谨、不慎重。
拍摄纪实摄影的摄影家，更多的是社会实践的革命家，其拥有更多的是完美的理想主义，并且是这种理想社会制度的监护者，这也是与沙龙摄影家的最大不同。所以说，纪实摄影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最具有哲学追求意味的终极者，它所表现出：人性对纯粹而且绝对的普世价值的不懈追求，而这个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哲学才能完成的使命。我们的纪实摄影家所记录的原初欲求，就是想把作品带入“人”思想成长的历史之中。这是因为人（包括纪实摄影家）对现象的观察理解，受制于人的意识形态，而影像正好是人（摄影家）某种意识形态的观察结果。所以，对任何纪实摄影影像的终极观察，我都主张以哲学观点进行看待。
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看待父辈的影像，我们会发觉，父辈们的影像大多带有道德意味的“仪式感”。例如：清教主义的价值观、煽情式的自我矮化、廉价的人道主义关怀、滥情的革命壮志、假义的苦难错觉。全南海先生在做“文革”影像的个案研究中，把它归纳成为一种被政治道德“规约”的视觉影像。作者认为，人的视线向来有“非礼勿视”的道德洁癖，而“文革”影像的时代特征，正是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在影像范畴中所起的作用而已。
事实上，全南海作为影像批评者，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影像特征之时，其站位还是处在自然主义的视觉维度之上，把影像解读为一种服从“时间·空间”的精密自然法则，只看到了“自然”，也即物理的自然、文化的自然、人文心理的自然。而这种自然势必导致一种极端的一元化观点的合理存在，其最可怕的结果是把人的意识自然化，这也包括了观念、理想、信仰与道德规范的自然化。这种自然的趋势，势必承认自己对一切事物具有权威性的主宰。“自然”的自己不单合理而且成为了真理，自然也没有了理性追询与拷问：人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一“自然”主宰的存在，便抹煞了影像差异化与人性的多样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像分析的方法方式，击溃了自己，也击溃了意识与观念的发展观点。
而我认为，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影像的多样性。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只不过是“一摊罪行、一摊蠢事和一摊不幸”所构成。
马乔先生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194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如何救中国成了全民的热点问题，自然“民族主义”在中国便成为了各政党的遮羞布，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各自谋划着相应的政治势力与政治版图。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民族主义又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问题。共产党提出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国家民族人民的救星①，同时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提出民族主义、民族解放的旗号。而国民党也提出了“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②。我不知道，有多少革命同志，是为了民族主义、民族解放而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我倒是在现在的许多的回忆录里，读到了延安的学风、延安的自由恋爱、延安成功的土改，吸引了不少叛逆的年轻人。我还真想在这个问题上，问问马乔老前辈，当年为何就革命了。
前些天，我读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惊奇的发现，谁能做到全民皆兵，谁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他的战争定律。假如用这条定律去理解中国革命，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心得。历史上，成功的革命绝对不是靠单纯理想与信仰便能得以实现的，相信理想与信仰的人，更多的是被洗脑、被革命、被蛊惑的人。土改成功解决的，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造就了解放区农民为土地而参军的全民皆兵局面，这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所学过的历史，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历史很残酷，历史很现实，历史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维度上，向前发展过的。很多时候，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常常具有欺诈性。我不想在这里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我只想提醒人们，历史很多时候，是写在羊皮纸上的，经常被修改。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意识形态、信仰、人文理想等等形而上的东西，恰恰是无法套用自然主义法则的，因为它们不是自然，而是人为主观思维的结果。更何况行为哲学是建立规范、逻辑和纯粹价值的原理。如果单纯的运用自然主义，那么我们现存的很多影像，就会落入“经验存在”的必然性之中，经验本身不能回答有关经验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因此我们解读影像，必须在一种没有预设定前提的条件下，在实在存在的影像中去寻找答案，研究影像的“存在”与大写的“人”的意识关系问题，我们关注影像是关注其对应“存在”的观念性价值，而不是关注“实在性”存在。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不同的你、我、他。马乔先生的摄影作品，使我们极容易放松警觉而进入到观者与摄影者同在的现场，历史的现场感关联甚是亲切。
说到历史感的问题，我不得不提一提马乔先生的简历：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然后是军政干部，行政官员，可谓根正苗红。但“文革”时期得到的却是不公平待遇。在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方面，有多少落差，我不得而知。但对于他的影像，一个历史的文本，值得我们这些后生，好好珍藏研究。马乔先生拍摄伊始，中国社会正在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然后是“文革”期间颂扬式的“英雄时代”，最后才到了我们现今的“私人时代”。而马乔先生的影像，正好覆盖了前面的两个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官员、一个地方戏潮剧的行政领导干部，以怎样的人文态度切入到历史的层面、切入到现实和生活之中的样式。
结构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批判历史主义者就曾经指出：任何“行为”产生的原因，都不要在历史规则中找答案，因为任何“行为”都不可能由规则产生。这就是说，摄影者有拍摄的绝对自由，但我们的摄影影像，历史主义者往往会把它当成历史规则的注解。这种解读方式不是评论者的惰性，而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在分析事物（影像），应该避免人为的预设历史的经验主义，而放弃自主、科学的分析与价值判断。我认为，影像只有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它远比在历史层面以宽泛的经验主义分析历史，要有意义得多。因为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种政治信仰与思想占居统治地位，或者占居着主流观念，并不意味着它就占据了真理的至高点，更不能就此判定精神生活中没有其他意义所在。所以
历史的经验主义根本就无权、也无法言说影像中所存在的观念性的东西。
影像所渗透的一切，所包容的一切，彻底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它和历史事实一样，以各自独特的人文方式，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反思或者是激励的平台。所以，把握父辈们的影像，重要的不是影像的客观“实在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影像现象“存在”的形式，去解读父辈们的时代精神和发展动因，它是我们现今反思一个合理和合法的人文需求依据。我们再也没有条件和理由可以讲，本该在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完美成熟的人文坚果，还要遗憾地留给我们的后人去完善。
我始终认为：历史主义者只是自然主义者无聊翻版，它们把一切“不幸”理解成历史的自然局限，在面对生命攸关的人文命题时，总是人为地排除做为“人”应有的价值判断和立场，排除人的理性拷问人文命题的可能性意义，他们看影像只看到客体的存在，而很少反思“人的问题”。
毫无疑问，把父辈的影像理解成“哲学”的人的“存在”而加以研究和探讨，是最具魅力和意义的解读方式之一。因为只有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才是塑造摄影者观看的角度与方法，甚至塑造了他们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禅宗有句古语：把握话头，谁在说话。套在马乔先生的作品上，可谓精准。把握话头，就是把握好自己，马乔先生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与信仰，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历史的影像文本。谁在说话，马乔先生以自己的影像作品说了，还有一个后生，在这里写了几千无关紧要、无关痛痒的文字，我好生羞愧，谁在说！没人说，影像就在那。
昨天随义工送一袋米给一孤寡老人，老人家缓缓说道：“六零年，那死鬼……”。便停住了，突然我有了一种好奇、一种欲望，想听一听一位百岁老人，是如何思念他老伴的，还想知道他使用爱的词汇是否与我一样。在我催问下，他继续缓缓地说道：“当年她去公社领米，只说了句三十斤米不够吃。结果米没有领成，反倒是领了几张白纸回来，让那死鬼交代为什么对党的粮食政策有意见。她整整交代了一个月”。
这就是历史，就是大爱，难道我们听了不惭愧？难道我们的今生今世还会有不惭愧的本钱吗？马乔先生的影像告诉了我们，也提醒了我们。
张楚翔
2010年1月27日晨作于滴梅斋
注：
①. 《解放日报》1943年7月15日第4版
陈学昭：《十倍的打击！》；社论：1943年8月25日第1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②.
《文化先锋》第1卷1期 1942年9月1日《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 作者：张道藩，该作是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论。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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