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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古画传摹的重要作用(金维诺)

录入时间: 2007-12-13

    在中国古代,绘画的学习与流传,主要靠“传移模写”。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到:“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其素丝邪者不可用,久而还正,则仪容失。以素摹素,当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镇使莫动其正。笔在前运,而眼向前视者,则新画近我矣,可常使眼临笔止。隔纸素一重,则所摹之本远我耳,则一摹嗟积嗟弥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防其近内。防内,若轻物宜利其笔,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用笔或好婉,则于折楞不隽。或多曲取,则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难以言悉,轮扁而已矣。写自颈已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其于诸像,则像各异迹,皆令新迹弥旧本。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浓也。凡胶清及彩色不可进素之上下也。若良画黄满素者,宁当开际耳。犹于幅之两边各不至三分。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忘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顾恺之在论及荀勖所画孙武时说“骨趣甚奇,二媫以怜美之体,有惊剧之则。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搨写》中也谈到:“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搨,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古代技艺得以流传与发展,许多绘画珍品得以保存下来,也都靠临摹,所以,临摹在古代绘画的发展与保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今流传的唐以前绘画大多为传摹本,如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梁元帝《职贡图》、杨子华《北齐校书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步辇图》皆为唐、宋摹本,但对于今天研究唐以前绘画,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佛教绘画,在中国更依靠师徒传承、粉本传摹和因之形成的不同的地方或民族流派,得以发展与传播。最早在古代新疆的鄯善、于阗和龟兹,佛教壁画都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与传统,并培养了自已的匠师队伍,在克孜尔石窟还可以看到制作壁画上师徒的分工与协作,师傅作画稿以后,以文字标明色彩,由学徒上色,共同完成全图,存世的不同时期的壁画,都可看到师徒传承与絵画粉本流传的事实。
    山西、四川、甘肃等地保存巨大数量的宋元以后的寺观壁画和水陆画,丰富的题材、高度的艺术水平,呈现了道释画的发展盛况.宋元以后,由于社会风尚的变化,广大民间画师不再像唐、五代时期的吴道子等画家那样受到称颂,名字与作品也不再记于史册。而道释画有幸地大量保存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具体地了解到一些杰出艺术家的名氏和巨制,这就大大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使能全面地了解到绘画艺术的进程。山西省稷山县兴化寺和芮城县永乐宫就是由山西民间画家朱好古、张伯渊、张遵礼、田德新、李弘宜、王士彦等所绘。朱好古是元代襄陵画家,《山西通志》《平阳府志》《襄陵县志》均有传,称他“善画山水,于人物尤工,宛然有生态。与同邑张茂卿、杨云瑞,俱以画名家,人有得者若拱璧,当时号‘襄陵三画’”。朱好古和马君祥以及门人绘制了永乐宫三清殿壁画。在永乐宫纯阳殿绘制壁画的是朱好古的门人张遵礼、李弘宜、王椿等。这些不见史册的画家却以宏伟的巨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山西新绛稷益庙、汾阳圣母庙、河北曲阳北岳庙的壁画,画家通过具体的视觉形象,来表现那些脍灸人口的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从而使传说人物的威仪、业绩、恩泽,都成了人世间可感觉的现实。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完成于明正统八年 (公元1443年) ,是由宫廷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等十五人所绘.壁画《帝释梵天图》规模宏大,人物造型精美,线条流畅,色彩浓丽,沥粉贴金,不愧为明代寺观壁画中的优秀典范。河北石家庄毘卢寺后殿有元明时期绘制的水陆法会壁画一堂.北壁绘有以梵王、帝释为中心的诸天神王共一百二十多身;东壁绘有南极长生大帝、浮桑大帝、东岳、中岳、南岳、四海龙王、五方诸神地藏、十王、鬼子母等共一百三十多身;西壁绘有北极紫微大帝、西岳、北岳、四渎、五湖诸神、雷电、山水、花木神等共一百四十多身;南壁两铺绘引路王菩萨、城隍土地、古帝王后妃、贤妇烈女、九流百家等共一百四十多身。此殿壁画集中了佛教《梵王帝释图》、《八大明王》、《十七护神》与道教《朝元图》、《天蓬黑煞玄武火铃》、《游变神鬼》、《都官土地》等画的人物,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个极为庞杂的水陆画体系.由于全图保存完整,又都具有榜题,是图像丰富、构图宏伟、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研究水陆画内容和絵画传摹的重要依据。    宗教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由于宗教美术是直接以群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间画家之手,因而许多宗教画又是人民群众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宗教的产物。孕育在宗教美术中的现实因素,往往能摆脱宗教的羁绊,从而使杰出的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历史的认识与美的感受。另一方面,宗教在利用艺术向群众宣扬教义时,也不得不藉助于人世间的情景来阐释经典和譬喻天堂与地狱。这就使宗教艺术在宣传宗教信仰的同时,有可能用艺术形象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甚至在客观上揭示人民痛苦与产生痛苦的某些社会原因。宗教艺术家大多是来自民间的匠师,他们把基于生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用于宗教艺术品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与愿望。这些画家在宗教画创作中,一方面不得不根据宗教的仪轨进行创造;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根据人间的美感要求,塑造了多种特点鲜明的艺术形象。佛的庄严慈祥,是表现一种深沉含蓄的感染力量;菩萨丰腴典丽,是歌颂纯真脱俗的美;弟子豁达虔诚,凝聚着智能与涵养;天王力士的孔武有力,在勇猛中蕴藏着善良与威严;从而在各类形象中表现人间的情感。在许多民间画师的笔下,神话被人世化,历史被现实化,从而使寺观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接近人们的世俗生活。
中国古代絵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术交流,师资传授以及传摹移写,在技术经验、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形成了优秀而深厚的传统。絵画造型的优美生动、构图的宏伟壮丽、线条的虚实变化、色彩的丰富明快,为今天的艺朮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与表情,姿势与动态,表现得极为丰富生动,这无疑是世代艺术家生活感受与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是千百年来画家技艺与心灵的创造。

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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