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如何俘虏流浪儿三毛--论三毛形象的转型(顾铮)

意识形态如何俘虏流浪儿三毛--论三毛形象的转型
How Ideology Captures the waif Sanmao: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nmao’s image

顾铮
Gu Zheng

提要
    1935年，漫画家张乐平创造出一个漫画人物形象流浪儿三毛。张乐平通过三毛的眼睛与遭遇，展示当时的社会现实，展开对于现实的讽刺与批判。其最著名的作品为《三毛从军记》与《三毛流浪记》等。然而，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三毛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仅仅指的是解放后三毛形象的外表变化，更指的是通过三毛漫画所展开的话语也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张乐平的三毛题材漫画的分析，考察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三毛形象的变迁与转型，由此考察政治话语如何使得一个市民气浓厚的漫画人物，最终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好儿童”。

关键词：连环漫画、话语、意识形态

    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三毛漫画也许是20世纪中国漫画史上最具大众影响的作品。此作品虽然晚于叶浅予的开始于1928年终止于1937年的长篇漫画《王先生与小陈》，但是它能够历经抗日战争前后两个时期、跨越1949年前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而生存下来，实为难得。就一个漫画人物形象跨越的时代长度来说，三毛的寿命也许是中国漫画史上最长的一个，但三毛这个形象同时也是经历曲折最多的一个，值得我们细看，从中发现历史与政治话语的变迁。
    从1935年开始，张乐平创造出一个名为三毛的可怜男孩，通过他的眼睛与生活遭遇，展示当时社会世相，并通过报纸这个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来展开对于现实的讽刺与挖苦，揭发人性中的幽暗之处。八年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重拾三毛漫画，创作了《三毛从军记》与《三毛外传》。渐渐地，他的讽刺与批判的火力渐旺，并在内战时期的《三毛流浪记》中达到高峰。这些作品都因其讽刺与温情相揉的人性视点以及严正的现实批判态度而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忽视的是，这与现代平面传播媒介在中国现代商业社会的发达有着极大的关系。正如郁风所说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长期牢固的封建文化基础上，随着外国商业资本的侵入，上海刚刚兴起市民文化，漫画首先以尖锐泼辣的新姿态，依靠印刷传媒，迅速打开了局面。”[1]而尤其是《三毛流浪记》，连载时间长度恰与国共内战时期相合，对于助推革命胜利，影响人心向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现实意义不可小觑。
    总的来说，如果把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作为一个时间区隔点，这之前与之后两个时期的三毛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仅仅指的是三毛形象的外表变化，更指的是通过三毛漫画所展开的话语也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张乐平的三毛题材漫画的分析，考察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三毛形象的变迁与转型，由此考察政治话语如何使得一个市民气浓厚的漫画人物，最终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好儿童”。
    本文讨论所及的张乐平三毛漫画，主要来自今人的整理编辑本。按照发表时间统计，计有《早期三毛》（1935-37）、《三毛从军记》（1946）、《三毛外传》（1946）、《三毛流浪记》（1947-49）、《三毛日记》（1950-65）、《三毛的控诉》（1951）、《三毛翻身记》（1951）、《三毛今昔》（1959）、《三毛迎解放》（1962）、《三毛学雷锋》（1977-84）、《三毛日记》（1977-92）、《三毛与体育》（1978-79）、《三毛爱科学》（1978-80）、《三毛旅游记》（1980-81）、《三毛学法》（1985-86）等十多部。从时间上看，所讨论的作品范围大致限于1935年到1965年左右的作品。

一  作为话语的儿童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儿童的重视前所未有。而通过艺术开发儿童心智，培养审美情操，提高国民整体素养，促进社会进步，更是许多人不遗余力的奋斗目标。从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到积极参与操办1914年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杂志，丰子恺创作大量儿童漫画，到周作人大力推介安徒生的作品，着眼点可说均在于此。而儿童形象的塑造，对于艺术家来说，则是实际参与与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儿童，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发民智、着眼未来的最重要目标。而在这种热情背后，则包括了对于儿童的基本要求与想象：那就是纯洁、善良、富于爱心与同情心。而随着国家权力与政治话语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以及制度变迁等原因，则另外加入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服从等内容。对于儿童提出的规范、要求，是成人世界对于将来的成人所实施的规训，而对于儿童所抱持的希望与期待，则反过来也表现出对于现实的某种失望并由此产生的对于社会进步的想象。当然，权力与意识形态借用这些规范与要求，主导对于儿童的培养导向，其具体的落实则是政治的社会化过程。儿童的发现与儿童形象的开发与使用，既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变革社会的参与方式之一。而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介入，则往往使得儿童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作为社会弱者的无助儿童的悲惨遭遇所引起的同情与激发对于现状的愤怒，非其它年龄段的社会弱者的遭遇（尽管也同样悲惨）所可比拟。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的原则还不适用于未成年的儿童。也因此，对于一种社会制度的批判，选取最无自卫能力的儿童为主角，演绎其悲惨命运，不啻是最有力的打击，同时其效果也是屡试不爽。而被攻击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往往处于最无可辩解的地位，可说几无还手之力。因此，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儿童的命运往往处于一种悖论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最为弱势，最容易受忽视，然而也最容易受敏感与富于正义感的人所关注。
    在张乐平的1949年之前的三毛漫画中，境遇悲惨的三毛通过漫画这种夸张的形式，成为一面透镜，人们从他的眼睛与各种遭遇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世相，同时也一并接受漫画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严肃批判。当然，人们同时也通过画家描绘的三毛的一系列遭遇，接受基于传统伦理观与西方现代普世价值观所给出的儿童定义。
在发表了《三毛流浪记》的《大公报》报人王芸生看来，“《三毛流浪记》不但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更可宝贵的，是它还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天真同情心!把这份同情心培养长大，它会形成一种正义的力量，平人间的不平，改造我们的社会。----去掉一切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发扬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 三毛奋斗吧! 在你流浪的一串脚印上，可能踢翻人间的不平，启示人类的光明!”[2]从这段写于1948年的话可以看出，三毛遭遇的成人世界的“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正好说明三毛拥有的是成人的反面，那就是“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如果说“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是王芸生对于现实世界的定义的话，那么他与张乐平一起向往的则是“温暖、仁慈、良善、真理与公道”的另一世界。王芸生对于《三毛流浪记》所作出的高度评价，既寄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儿童的期望，也表明了运用儿童形象培养人类同情心的乐观。然而，自由主义报人王芸生的只止于培养人类同情心的要求，却已经引起当时左翼的不满。
    稍后于王芸生的文章发表后半年，1948年10月29日的《大公报》上，张观保的《谈冰兄漫画》一文，借谈廖冰兄的漫画，对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作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此文称廖冰兄为“脚踏实地的人民漫画家”，认为廖冰兄的漫画“与‘人道主义’和‘温情主义’的《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有着明显的分别，他‘敢’直面惨淡的人生，而张乐平（的漫画）却是一篇虔诚的劝世文或醒世恒言。”[3]显然，这篇文章的潜台词是，劝世文或醒世恒言是不够的，漫画家必须是战斗的。按照这篇文章的语气推测，温情脉脉的“温情主义”，几乎就要成为虚伪的同义词了。在这里张乐平已经隐然成为廖冰兄的对立面，而“人道主义”也已经受到公然的蔑视，成为一个受到讥讽的名词。这个颇具政治性的评价，想来会对解放后的张乐平的漫画创作产生影响。同时也已经隐含解放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对于漫画家以及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要求，并预示了漫画与三毛的命运。而从王芸生的培养人类同情心的要求看，可知培养后来的政治话语所要求的斗争性才是区别一个漫画家是否是“人民漫画家”的标准。

二  三毛历史的改写与增补
    其实，三毛漫画的一个最隐蔽的诉求是，一个社会，如果它对于一个几乎一无所有，就连头发也只有三根的儿童尚且可以以如此“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的态度来对待，无论从制度还是从人性讲，那么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制度与国家的灭亡是不可同情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对于推翻国民党政权，至少在心理上帮助否定国民党统治起到重大作用。然而，这类漫画内包的矛盾也正在于此。如果说，否定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是以控诉那个时代的社会“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来获得的话，那么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必然也必须以与“冷酷、残忍、丑恶、丑恶、诈欺与不平”全部相反的事实来证明。如果在张乐平的漫画中再要出现以前的情景，那就等于自毁合法性。而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乐平所讽刺的丑恶现象也一度基本绝迹。但是，漫画如何立足于一个不容以丑恶来玷污的气象万千的新社会，却是一个重大问题。而漫画的立身之本，就在于其讽刺的尖锐与深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三毛这个形象无法重新出现的原因。有一年时间，张乐平的三毛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1950年5月23日（值得一提的是，此日期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日。），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文化部门，“督促”“上海漫画工作者联谊会”为张乐平召开了一个“三毛创作座谈会”。经过讨论，与会者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三毛作为已经深入广大读者心灵的艺术形象，不应改变其形象特征，年龄也应保持在原先的十岁左右的样子，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作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形象来塑造，藉以反映新中国儿童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4]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形象与漫画家的创作，当局以群策群力的手法苦心诱导，使之纳入轨道，实为罕见。同时由此可知新政权对于运用一个旧时代的儿童形象在新社会展开政治宣传的苦心与吸纳有影响的画家的娴熟的组织工作手法。而从这个“较为一致”的意见可以看出，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要让三毛形象成为政治宣传话语的工具。
    1951年1月1日，张乐平开始在《大公报》发表连载《三毛的控诉》。这个解放后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媒介中的三毛，是以控诉美帝的形象登场的。三毛的这个亮相，其实也是一次政治表态。在《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只是一个群众街头运动的旁观者，而这一次，三毛变为一个抗美援朝政治宣传中的主动参与者。这是三毛形象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三毛的控诉》（1951）的第一幅画<控诉大会>中，三毛站在讲坛上，慷慨激昂，控诉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美军的罪行。而最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他成为了所有人的视线焦点。以往不受人关注的“小瘪三”三毛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所在，而且以后还会多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类似的场面。有人会说，反映抗日的《三毛从军记》也是一个重大政治主题，三毛即使在旧时代中也参与到了重大国家事务中来了。但一个根本不同之处是，他在新社会的角色转变到了政治宣传的主体这个位置上了。
    然而，作为已经并还要在政治宣传中担负重要角色使命的主体，三毛的过往经历在新社会看来却有些问题。在发表于1949年之前的《早期三毛》（此为后人所给出的一个概括性的冠名）、《三毛从军记》、《三毛外传》与《三毛流浪记》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三毛从军记》与《三毛流浪记》。这两部作品，一部描述了加入到参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三毛的军中经历，另一部则是他在抗战胜利后的流浪遭遇。《从军记》虽然有对军队的讽刺，但总的来说并不是意在否定国民党军队。而《流浪记》的总的倾向，已经转向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批判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据说张乐平本人更喜欢的是《三毛从军记》。[5]理由也许不难理解，那就是在军队这样的制度森严的国家机器中，小三毛以他的“出格”行为展现了他的机智、可爱、爱国心、朴实以及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胆却与市民气的狡狯。我们很熟悉的好兵帅克，其实也是在军队里大出其彩。发生在作为一种国家机器的军队与一个不受制度与纪律约束的流浪儿之间的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正是使人物出彩的最好设计，军队也许是塑造三毛这个人物性格的最佳空间。而透过他的未曾蒙垢的眼睛，对于世道人心也可有真切的反映。
    然而，正是三毛的这个“黑色”经历，在解放后显然成为了不光彩的经历。三毛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其经历必须有所修正与改变。
    这样的修正是逐步实施的。首先，在《三毛的控诉》（1951）、《三毛翻身记》（1951）等多部作品中，三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成员，从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赞美现实开始树立自己的新形象。然而，漫画的独擅胜场之处就是讽刺与批判，而一旦不能在这方面着力，那就只能成为填补版面的应景插图。事实证明，在这几组作品中确实就是时事性的应景作品，没有感染力。然而，即使如此，正如《三毛翻身记》所提示的，经历复杂因此可疑的三毛在新社会不能受到充分的信任。在《三毛翻身记》中，三毛必须向组织解释清楚他是如何认识坏人麻皮阿金后才能进入工厂，成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反过来证明，修正三毛的经历就更有必要了。
    1962年，张乐平创作了了名为《三毛迎解放》的长篇漫画。他在陈述创作动机时说：“解放以后，三毛‘失踪’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少关心他的读者，纷纷来信查访他的下落，希望他在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压迫以后，也能够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中健康地成长起来。于是我又画了《三毛日记》、《三毛今昔》。在这些画幅里，三毛在各方面的关怀下，生活过得很甜，思想进步很快，脸上笑口常开，身上整整齐齐，完全是一幅新中国儿童的新面貌了。但是，这个三毛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之间，总好像缺少一点有机的联系，总使人感到他在解放以后的转变，来得比较突然。”[6]
    的确，从一个个性突出，但也不乏小市民气的流浪儿，转变成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政治觉悟颇高的“新中国好儿童”，的确没有“有机”的联系，令许多读者觉得变化太过突然，无法适应。对于大多数仍然对于旧三毛记忆犹新的读者来说，新社会的三毛并不可爱，行为处事过于进步，既不冒失，也无急智。这样的形象与过去相比反差太大，反而显得突兀。为了令人可以接受他的进步转变，并他能够再次为人接受，也便于他以后的表现可以比较自然地也是充分地展开，用一个革命经历来作过渡也许会有效一些。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作者对于旧三毛的主动否定。这当然也是作者对于自己的否定。
    在以反抗与斗争为主线的《三毛迎解放》中，时隔10年，随着中国的社会现实越来越严峻，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的时候，张乐平的流浪儿三毛也终于变为一个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反蒋运动中的小英雄。在这个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生正面冲突，斗智斗勇，并最后总以获胜告终。
    创作于1951年的《三毛的控诉》与《三毛翻身记》中的三毛还只是一个流浪儿，而且在解放后受到组织的怀疑，需要他说清楚与敌人麻皮阿金的关系。这在无意中说出了真相，即三毛的流浪儿身份所具有的落后性以及非革命性。而因此也可以理解张乐平为什么会在这部作品中如此努力地为小三毛添加这么多的斗争、战斗的情节来加强他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在《三毛迎解放》中，三毛先是自发地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在游行中攻击警察，继而将证券交易所的名字改为“卖人交易所”遇捕，但因监狱人满为患而被开释。在他卖报时，遭遇以《少年报》为掩护的地下党，并成为小通讯员，投稿控诉时弊，又到贫民窟发动群众，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发传单贴标语，侦察国民党兵营，发现特务监视少年报社紧急报信，使报社地下党成员脱险，直到迎来上海解放。
    而即使为三毛增加“革命”经历，他的历史对于新社会的大小读者来说，也不应自1930年代的阶级身份模糊的三毛始，更不应当自《三毛从军记》中参加国民党军队（尽管那是抗日斗争）的经历始。三毛的新的历史起点开始于《三毛流浪记》，开始于与地下党的相遇，然后转向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参加各种斗争，这才是一个从流浪儿到革命儿童的“有机”的蜕变。这样的有着一个比较高的起点的三毛，才符合当时政治话语的要求，而这个起点主要设定在体现他的阶级觉悟上，而斗争性强，则是题中应有之意。有了这个起点，也为三毛在新社会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作了铺垫。在新社会的话语要求来看，三毛这个经历复杂的旧社会形象，其苦难遭遇虽然令人为之动容，但已经完成了其控诉的使命。如果他要想在新社会里继续存活下去，并配合政治需要发挥一定的宣传作用（事实上从1951年开始，这个形象就已经经常出现在各种政治宣传中），最好有一个好出身与革命的经历，所谓“根红苗正”，而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在新社会继续活跃的理由与前提条件。

三  一个幸福的孤儿：新三毛形象的建构
    1959年，在《三毛今昔》的自序中，张乐平说：“三毛的苦难时代已经过去。解放以后，三毛跟大家一起翻了身，成为一个新社会的好儿童。”[7]一个旧社会的流浪儿，无论怎么去破坏权威，都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合法性。但在新社会，国家根据其意识形态需要塑造儿童的人格却只能是服从而不是对立甚至反抗，是忠诚而不是怀疑，是集体主义化而不是个人独立。这对于张乐平来说，如何使三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好儿童”，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成为了创作转向的重大课题。
    张乐平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通过浑身充满缺点同时也充满人性的三毛的遭遇作了见证，同时为其丧失合法性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在1949年后，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好儿童”的三毛，除了通过助人为乐这样的“好人好事”为儿童树立榜样，充当政治社会化的标本之外，已经别无作为。其实，让三毛继续生存下去其实是勉为其难。如果三毛是“新社会的好儿童”，那就他身上就不应该有可以讽刺的地方。如果他仍然有可以讽刺，即使是善意的讽刺的地方，那也只能证明他不是一个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新人”，没有资格存在于新社会。现在唯一可以作作文章的地方是，以三毛的新生活来证明新旧社会的天壤之别。如果说当初从一个儿童的苦难遭遇着手，来证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丧失是成功的，而且也有着足够的说服力的话，那么，在今天，则是从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着手，来证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样的创作还必须把传统话语对于儿童的伦理与道德诉求以及国家政治话语的要求一致结合进去。这些要求，最重要的内容是集体主义、顺从、服从、忠诚等。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是让他成为一个模范，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行为与由此获得的肯定来影响与暗示其他儿童甚至成人。
    《三毛今昔》（1959）的创作，时值庆祝国庆十周年。张乐平选取旧作《三毛流浪记》中的一些画面作为旧时代的苦难，另外新画三毛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的画面，以三毛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作新旧对比，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方式，宣传新社会的成就。按照特定的要求，将两个画面并置的手法，作为一种意义生产的重要方式，一直是艺术表现中的常用手法，而且也是具有直观效果的手法。其长处在于简单明白，短处也正在于此。不过，从只求宣传的直观效果的要求来看，这却是最见成效的一种手法。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在对于漫画艺术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到了并置的手法。[8]
    在《三毛今昔》中，忆苦思甜成为一个基本的手法。“忆苦”与“思甜”本身就构成了一对并置的时空。在《三毛流浪记》中， <想去上海>中的三毛不仅不能搭上有着国民党党官样子的人的汽车去上海，而且还挨了车主的耳光，并被溅了一身水。而在<春游遇雨>中，春游已经展示了三毛的新时代幸福生活，更以“遇雨”被干部接上自己的汽车的遭遇来证明新社会的新风与干部的亲民。
    不仅如此，三毛也开始被以各种方式组织进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去。在《三毛今昔》中，<废物利用>中的三毛成为了捡废品支援国家建设的活动的带头者。他在同辈群体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在《三毛今昔》中，还有他指挥高唱《东方红》的 <齐声欢唱>。
    当然，在《三毛今昔》之前，三毛就已经积极地投身于许多政治性活动与运动。比如，在1950年到1965年的《三毛日记》中，就有<快来签名，保卫和平>、<爱国的三毛>、<三毛预防百日咳>、<友好大厦>（宣传中苏友好）、<国庆大游行>等这样的明显具有时事政治性的正面呼吁关注政治与国家大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三毛成为了国家宣传动员的先锋。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在<三毛的梦>中，通过否定一个儿童的求学梦想来宣传务农光荣的口号。而<是他弄坏的>则展现了一个敢于揭发损害公物者的三毛。儿童的善于模仿的特点，也被用于规劝孩子向成人干部、模范学习。于是，在《三毛日记》中就有了<我们也来开会>、<鲜花送模范>等作品。在<我们也来开会>中，开会这种成人的政治活动或者说“游戏”取代了符合儿童特点的游戏。
    虽然三毛主要以一个孤儿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以此获得广泛的同情，而且以一个孤儿形象来强化对于旧社会的批判，也当然是最有效的攻击。但在新社会，虽然他的历史可以重写，但他却仍然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幸福的孤儿。他仍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这也许只能以新制度的对于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重心转移来解释了。有学者发现，许多关注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往往只能在像托儿所、幼儿园、学校这样的社会机构与组织中看到中国儿童。“透过种种信息，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孩子的状况提出了质疑。他们注意到，随着‘妇女投身社会’的制度化和家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被否定，在中国的家庭─孩子关系和国家─孩子关系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孩子不再只属于家庭、家族。而更属于国家、社会。‘孩子’作为‘祖国的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哺育、教育、出路安排等等不再只是父母的义务和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社会的事”[9]证之于文革之前的作为“祖国的花朵”的三毛漫画中的各种活动，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既然家庭不再成为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那么即使他的个人历史可以改变，但他的没有家庭的历史却不需要改变。因为他是祖国的花朵。把他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跨越家庭这个环节直接与祖国这个概念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强化国家话语。或者说，没有家庭更有利于突出国家对于个体直接发生的社会政治作用。国家直接担负起儿童的价值观与人格形成的任务。因此，被要求塑造为新中国儿童典型的三毛虽然是一个孤儿，但却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孤儿。
我们必须体谅张乐平在意识形态泛化的大势下，为使三毛这个因批判现实而不朽的形象在新制度下的存续所作的努力。即使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时候，张乐平仍然没有让三毛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同类。这可以看出他的底线所在。三毛只是在做一个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好孩子，而因此才失去了其意义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毛这个符号化的形象，其生命力在于其形象的符号化而行为的不符号化，如此才可有其出格的个性，才能被人寄托理想与希望。然而，一旦他的形象既已符号化而且行为也因了政治社会化而符号化、成人化，其结果只能招人疏远甚至厌倦。而政治话语的介入，不能不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注释：
[1]郁风，<漫画：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锋>，《历史上的漫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p252。
[2]王芸生，<题《三毛流浪记》>，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无页码标注。
[3]转引自林抗生、王璜生主编，《廖冰兄-香港时期漫画》，广东美术馆，2000，p285。
[4]黄可，<张乐平与《三毛》>，《中国儿童美术史摭拾》，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p71-73。
[5]陈平·三毛，<写那不朽的小三毛----以及张乐平大师>，《三毛从军记》（上），译林出版社，2000，无页码标注。
[6]张乐平，<《三毛迎解放》自序>，《三毛解放记》（上），译林出版社，2002，p116。
[7]《三毛解放记》（下），译林出版社，2002，p129。
[8]参见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p69。毛泽东邀请漫画家华君武等到枣园谈话，“说华君武的漫画《1939年所植的树》那是延安植的树吗？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教人学的；另一幅画长得不好的，教人不要做的。”
[9]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济南，p104。

Abstract
Zhang Leping created a comic figure ,waif Sanmao (three hairs) at 1935.Through Sanmao’s eye and his tragic lot in society, Zhang presented the social reality, and made his social satire and critique on reality.<Sanmao joins army>,<Story of Waif Sanmao> and so on  are Zhang’s most famous works at that time.However,after the vic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t 1949,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image of Sanmao has taken place. This changes do not only mean the change of Sanmao’s looks after liberation, but also the thorough change of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Sanmao comic strips.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Sanmao under the political ideology by tracing the Zhang’s Sanmao comic stripes, and to discuss how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changes Sanmao, the somewhat of philistine comic figure, into a “new Chinese good children ”.        

Key words: comic stripe, discours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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