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的灿烂--记当代杰出的水彩大师王肇民教授(伊妮)

    一张特制的木几上，置放着一个红色的水壶，七、八个随意滚落的石榴，这些被当做静物的石榴，大概被画家画了有许多天了，已经开始枯萎、干瘪，残留下的暗红色胭脂也显得那样憔悴，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它们的生命中曾经燃烧过的真切热烈，已经沉寂了。可是，就在旁边，竖着一幅着笔酣畅淋漓的《静物》，令人情不自禁便要产生的惋惜、伤感、惆怅之情马上遏止下去。画面上，那几个随意滚落的石榴，新鲜、红艳，好像得着了生命的魂儿似的，那么真实，那么有力，那么灿烂！
    使这些石榴的生命升华至永恒境界的，便是这画室的主人王肇民教授。他被国际间的舆论称赞为属于徐悲鸿、林凤眠等巨匠同一世系的中国十大画家之一，是当代最杰出的水彩画大师。
    可是，在俗世间，好像谁人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其实他还活着，并住在广州美术学院，上下左右，便是著名画家关山月、杨之光等人宽敞的、装潢不俗的寓所，可是，他久已习惯了沉寂，习惯了居室的简陋与寒碜。平常，他一袭布衣，足履布鞋，在笔者采访他那天，又见他在画室一隅那张用低矮的蚊帐罩着的硬木板床上酣睡，我想，只有那些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一辈子对得住自己良心，且又能随遇而安的老人，才能睡得那样坦荡、安详；偶尔起伏的鼾声，则又像表明他傲视世间的一切污浊。这个就是即将走到人生句号面前的王肇民，一个比牛还犟的老头，一个引起过那么多争议的人，一个令许多人视而不见的人，一个承受着人世间对他许多误解与猜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世界去重新正视、重新评价的人。

一、冷藏的解冻
    的确，除了圈内人士之外，外间世界压根儿不知道有一个王肇民。
    有人说他一直被冷藏着；
    有人说他是一个被世纪遗忘了的人。
    倒是经常被我们咒骂的西方人独具慧眼。在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有一个名叫济安的画廊主持人，偶然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战地》杂志某一期上发现所刊登的两三幅水彩画作品，有静物有人物，构图，着笔、用色都显得与众不同，感到大为惊讶。但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画的，就给《人民日报》社发去一信，并嘱咐将引信转交给作者本人，邀请他送作品去巴黎展览。
    这些水彩画的作者原来就是王肇民。
    其时是1979年，王肇民已经71岁，进入人生的古稀之年了。姗姗来迟的机会使他格外珍重。当他收到《人民日报》文艺部转来济安的信后，马上复信报社：我同意展览，但作品如何寄出？
    《人民日报》美术组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让身躯，往反奔波于邮局，学院党委及海关文物组之间，获得了具有权威性的介绍信，又在海关文物组通过了检查，盖上了火漆及放行章，终于将36幅水彩画作品顺利寄出了。
    “那是王先生三流的作品，好的他还没有寄出去呢。”美院油画系主任恽圻苍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
    但就是这批三流的作品，也已经在巴黎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举动这次画展的由济安主持的“巴黎--北京”画廊，王肇民是解放后第一位在欧举办个人画展的中国画家，下面引述几段法国巴黎的评论：
……王肇民作品展览，真的会令人感到惊讶！他是中国现在十大画家之一，他是一位有着西方灵感的中国画家，虽然他没有离开过中国，展品中二十多幅静物写生--荔枝、玫瑰、洋葱、水果，线条出奇的准确，颜色鲜艳夺目。王肇民个人画展，是巴黎画坛的盛事，一位中国大陆画家，首次在欧洲以个人名义展出……
    在中国或在国外，时常提到的问题：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在现代文学方面，得要承认贡献不大，但在美术和音乐方面，肯定是有其隐藏的宝藏，应该让其表现，让其为外国了解，王肇民的作品，一旦被西方看到，正好可以作为西方向中国探索的桥梁……
    --巴黎《解放报》1980年10月2日
    ……自本世纪初以来许多中国画家选择了学习西画的道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堕入了抄袭和模仿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专攻西画而不落此陷阱者寥寥无几，然而西方美术的诱惑力毕竟也使中国得到了像徐悲鸿或林凤眠那样的巨匠；王肇民就是属于这一世系的一位画家。七十岁的王肇民如今被认为是一位水彩画大师和名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贡献对于我们也许比对中国人更具有重要性。他赋有西方画家的视觉和想象而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薰陶。就他对传统画笔艺术的掌握而言，也不愧为一位大师……作品《荔枝》（1979年作）、《玻璃板上的苹果》（1977年作）以及《刺桐花》（1975年作）都是上乘佳作。画家用的所有的色彩都具有水彩画这一绘画品种中所罕见的强度……我们把《中国艺术丛刊》第一期的大部分篇幅奉献给王肇民以示敬意，看来是恰当的……
    同期的《中国艺术丛刊》还刊登了著名艺术评论家米歇尔·罗克的论文《在传统与现时之间（承先启后）--画家王肇民》，赞誉王肇民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起承先启后作用的绘画大师，他还将王肇民所著的《画语拾零》译成法文，在丛刊上陆续登载。
    这对于勤奋探索一辈子、度日清淡一辈子、也默默无闻一辈子的王肇民来说，犹如在黄昏的天际，涌现一抹绚丽的晚霞，燃亮了过往的一切阴霾。自是感到无比宽慰。因为这种国际间对他艺术的肯定，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的范畴，它延伸出对他一辈子所执着的生命人格的肯定，也延伸出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心终获好报”、“正义必得伸张”等一串古老伦常观念的崭新诠释。
    然而，这信息反馈回古老的东方国度之后，并没有产生相同的，或说是应有的轰动效应。好像很少有人去报道，也很少有人去议论。王肇民那狭窄的蜗居中的欢娱，透不出厚厚的、冰冷的墙。很快，王肇民的水彩画又沉寂了，犹豫从冰窖中匆匆取出，让它们接受几缕极为悭吝的阳光，之后，又被冷藏了起来。
韶光匆匆，一晃十年过去。寸寸光阴，对于一介耋耋老者来说，显得比一般人更为宝贵。就在1989年，台湾隔山画馆独具眼光的主持人关怀、关兰兄妹，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王肇民、周大集、恽圻苍等十二位教授、老师举办完油画作品展览之后，于8月间，又为王肇民举办个人水彩画展。关怀很慎重，在拟定广告词前，曾征求恽圻苍等人的意见。恽教授回答说：“因为别人是不可攀比的，王教授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水彩画家”。广告词就这样定了下来“大陆杰出水彩大师--王肇民”。一经刊出，立即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台湾美术界，感到这个广告颇具挑战性：这王先生是何方神圣，居然斗胆如此大口气……于是，纷纷涌来参观，探个究竟。一看，果然了得！都被王肇民独具个性的水彩画艺术征服了。关怀先生说：这次，王教授的画大受欢迎，而且都得到了搞美术的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情形，以往在画廊不多见。认为王教授果然是一个被遗忘、被冷落了的人才。第二次采访时，我在王肇民里碰到了关先生。他正在向王筹集更多的作品，打算在台南、台北等地展出，然后再去美国，决定将王肇民的作品再次推向世界艺术舞台。
    同一天，王肇民又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来信，热情地邀请他前去讲学……不管一些人乐不乐意，即将被人遗忘了一辈子的王肇民，开始被人发现了他的价值，他那即将被人冷藏了一辈子的水彩画艺术，再次被解冻，在世界画坛上闪灼着灿烂的光彩，他的作品，其力量，其魅力，到底何在？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王肇民的作品既有东方的深沉，又有西方的机智；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含蓄蕴藉，又有西方热烈的、充满力量的光彩，也就是既有西方画家的视角和想象，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薰陶，把中国画的笔法、油画的色彩（主要是近代西方野兽派的色彩）、造型的功力的诗意的境界融于一炉，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的水彩作品，“其基本风貌，质朴劲直，傲骨抖擞，一种高深坚实的造型之道，一脉相承；到晚年更见笔力气势，干湿并用，峥嵘壮阔，苍韵无伦；色彩达到超凡的淡雅和出奇的浓艳，日臻完美与成熟……如简单一幅《荷花玉兰》图，纯洁的颜色，婷婷的姿态，平实稳重的构图，由然开放的生气，一种峻洁葆丽的美，去华存质，如浑金璞玉，精神内蕴而光华发越，真有不可磨灭的光彩！亦如见端人正士，庄敬目强，令人望之俨然而生敬。--这大概也是作者艺术格调所给人的一种强烈感染力量吧。”（见恽圻苍《真境逼而神境生》一文）
    另外，在我采访恽教授的时候，他也谈到了王肇民的素描作品：其造型能力精深强硕，总是在平凡中见奇崛，从奇僻中写出个性。即使是很丑的模特儿，也能表现出真实的、有力的、咄咄逼人的美。如果一定要拿他的素描作品与徐悲鸿相比，那么，徐先生只有在巴黎时期创作的一部分优秀素描作品，可与之比美，其他一切相比之下，都显得软弱无力。
    无疑，王肇民的艺术风格在水彩、素描的美的领域里别开生面，达到了臻于完美、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不像别人那样有几幅叫得响的“行世杰作”，但他的所有作品“一摆在别人的作品之中，就会像钻石那样闪光”。这固然与他早年曾先后就读过杭州艺专、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南京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专门接受西洋画和中国画的训练，和得到一代名家的教育启蒙有关，但更与他自身的人格、画格的日臻自我完善有关。
    “只有现在这个王肇民，才能使艺术达到如此高超、奇妙的境界。换句话说，王肇民如不具备如此的人格、画格，便没有了今天的王肇民艺术。”著名画家林墉曾经多次这样说。

二、诗与画论--人格与画格的自我完善
    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些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王肇民的人格与画格一样高，他应该出四种书，第一种是水彩画集，分上下册，上册包括1987年以前及他早期创作的作品，下册收入1987年以后的创作；第二种是素描集；第三种是诗集是诗书集，他将自己一生各个时期的诗词用毛笔抄写得非常整洁、漂亮，出版时应该用影印的形式。让它们保持着诗词与书法完美结合的艺术风格；最后一种书是他的“画语拾零”，这是王肇民发表艺术见解的专论。这四种书，将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由此可见，诗词创作在王肇民一生的艺术活动中，占去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作为一个文人雅士，王先生没有这类人常染的抽烟、喝酒、饮茶、打牌及收藏古董、文物等等嗜好，一生唯独醉心于诗词。而且是古典诗词。撇开他的西画不论，王肇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人，常常以诗言志，有感而发，至今已积累下五卷之规模。偶有闲暇，便捧卷诵读，玩味不已。被广东省诗界头面人物认为是目前本省古典诗词写得最好的一个人，其诗卷亦被看作是他生命人格的自我追求、自我完善的自白与宣言。
    王肇民在他的诗草卷一中的《穗序》中这样写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父丧赴渝，为燕儿洞国民政府文官处员工子弟小学校教师，羁留难返者六年，客情萧索，每以吟咏自遣，遂成癖好。解放以来，由宁至汉至穗，为广州美院教授，授课之余，依据于生活激刺，借助于名作启发，边读边写，凡耳目所接，心神所感，虽多寄情于画，而于诗亦未敢稍忘，画写形以志所见，诗言志以志所想。然皆归根于真，崇真尚实，惟性情之所至，触乎事物，发乎胸臆，依乎格律，成乎章句，无无病呻吟之声，绝阿谀奉承之语，率意书怀，无所避忌。”
    在一般的革命者看来，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国家将亡，匹夫有责，热血男儿当志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作气壮山河之举才是。但已经在家乡安徽萧县参加了三、四年抗日战争的王肇民，一听到父亲在重庆病故、母妹疾病缠身的不幸消息，忍不住让真实的人性自然流露，羁缰止马，作孝子情深；在即将离别爱妻赴渝时，写下《凤凰台上忆吹箫》：
    瓦上霜青，檐前月小，夜凉已是深秋。绣枕斜凭，晚妆倦梳头，母病江城应往，奉汤药，朝夕分忧。伤心处，抛君独去，别泪先流。
    休休，拨灯强起，边检点行装，边动离愁。潮阳关声咽，梦断秦楼。一任香消骨瘦，知己山残照古渝州。明朝路，西风细马，不忍回眸。（卷三）
    在重庆6年的羁旅愁怀之际，他也极少作热烈的、高亢的“呐喊”，而将对故国山河无限眷念的汹涌思潮，遏止为涓涓细流，从心中汨汨流出，较之一切慷慨激昂的吟唱，别有一番深情。如《题李可染水村图》：
    君来巴蜀群山地，偏画江南水国图。
    写到堤边杨柳外，应牵旧梦到西湖。（卷一）
    他在《自顾》中，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心迹：
    自顾非鬼神，不能祸福人，人亦不我敬，来借酒一樽。鬼神坐殿上，足不履埃尘，善男和善女，罗拜满庭阴，谁不慕权贵，谁不羞贱贫，请安须及早，上寿宜多金。久之得余沥，荣华及其身。官职虽云小，气势日以熏。跃跃众庶上，卓荦似不群。吾闻杨子去，不知卿相尊，为文笑覆瓿，为官如积薪。家贫无儋石，身死无棺窀，落落千载后，德业有余磬。（卷二）
    如果说，此诗已含蓄地表白了他对自我生命人格的追求，那么，在《老松为大雪压弯赞》一诗中，他借景抒情，将自己凛然不可侵犯的锵傲骨及其坚定的人生信念鲜明地表达出来：
    大雪六七日，河山一色和。堆积上高松，累络满肩荷。枝柯苦力撑，声涛已停播。所恃筋骨强，鳞甲只微破。杈枒龙虎姿，头垂几欲卧。风日解困厄，如钟始纷堕落。铁脊虽云弯，庶免压折祸，颜色益青苍，气势复巍峨。既承雨露滋，岂无冰雪挫，来日挺高标，犹可拿云过。（卷二）
    像类似的诗，在诗草中还有许多。王肇民在向我谈到他的诗时，曾经这样说过：我这个人，也封建，但不多。我的诗，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率性任情，也不管什么封建不封建。在艺术上某些东西，必须离经叛道、违法乱纪，才能写出真实的东西。
    这在王肇民的著作《画语拾零》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一如他作诗写的是古典诗词那样，王肇民在表达他的艺术观、美学观时，也继承了中国历代属于论文一类的、由片断画评、画法和作品鉴赏组成的“画语”传统，将他几十年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教学经验，以及艺术、美学的研究心得，汇集成书，由《美术》杂志、巴黎《中国艺术丛刊》相继发表并由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现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知识渊博的学者王贵忱先生披阅完王肇民的《画语拾零》之后，曾对美术学院的老师叹谓：在中国近代、现代的画论中，只有三个人写得是最好的，其中有黄宾虹，还有一个就是王肇民。他“知前人之所未知，言前人之所未言，是难能可贵的。”画家林墉甚至将其概括为“超前的艺术意念。”它为什么能赢得知音，为什么能赢得有识者（尽管目前还寥若晨星）的交口赞誉？王肇民本人说得最率直不过了：我的画论，都是跟别人唱反调的。别人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别人。我对他们毫不客气，想批就批。所以，也令到许多人头痛！
    从他这番怨愤、充满了火药味儿的话中，不难见出王教授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保持气节、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将自己对艺术精辟、独到的见解坚持下来，纵观《画语拾零》，他“离经叛道、违法乱纪”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他坚持“形是一切”；崇尚“真实即美、有力即美”，重视积累与锤炼对于创作的关系；倡导人格与画格的统一等等。
    其实，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艺术理论中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有人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有人认为形式本身便存美感。不过，中国受苏联早期艺术理论的影响，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美学主张引进而成为正统的理论，乃至上升到“政治”的吓人高度，于是，压抑式的投降取代了学术自由讨论的空气，难免使为数不少的艺术家与理论家人云亦云。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肇民将“形是一切”作为一个口号提出，较之西方的美学家温雅地提出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或“纯形式美”，更加显得大胆而热烈。王肇民说：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是错误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内容是作者根据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甚至一霎那之间具体生活的感受形成的，形式是自然规律的和生活规律的抽象的概括，是艺术工作者世世代代集体创造的，是千百年形成的。如中国的敦煌壁画，及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画，其宣扬佛教及基督教的内容是许多人不会苟同的，但它们的形式留传了下来，至今还使我们激动、喜爱！
    王肇民还对“形是一切”作出具体的说明：“形是一切”，这“一切”包括：①人物的精神状态，如喜怒哀乐爱恶欲的差别，完全是被形的差别决定的。②人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差别，完全是被形的差别决定的。③历史上和国际上各家各派的艺术形象，如一件作品，是属于某家某派，或不属于某家某派，完全是被形的处理的差别决定的。不惟如此，对于被历代艺术家、美学家所推崇的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提出的“传神写照”说，王教授也提出了诘难与批判。他说：“我认为顾恺之对于传神写照的理解和方法的运用，不惟是原始的，而且是错误的。其原因：①他没有在人的总体的运动中认识传神。②他只了解到传神‘正在阿堵之中’，而没有了解到传神正在阿堵之外……③他把眼睑画好之后，‘和他的老师卫协一样，常常好几年不点眼睛’，这种把眼睑和眼睛割裂开来，断绝联系，分别处理的方法，是永远画不好传神的。所以素称为他的作品，如《洛神赋》和《女史箴》中的人物，眼睛画得都是死的……”（见《画语拾零》P44）
    真是“出言不逊”，咄咄逼人！
    王肇民崇尚“真实即美、有力则美”的美学原则，其意义在于摒弃艺术中被权力、金钱所污染所凌驾的成分，还原其赤裸裸的“真实”和壮硕的伟力。头一点，自然会触犯一些人的神经；后一点，则更加要求艺术家功力的锤炼。他说，我作素描，都如雕刻一般。有学生问：何谓色彩的深度？他说：色彩的深度与文辞的深度一样，是艺术功力锤炼的结果。不为古人所囿，也不为洋人所惑。恽圻苍教授曾向我介绍过王肇民创造《荔枝》一画的经过。当时，他老人家拿着一束新鲜的荔枝，谦虚地问恽教授：我应该怎么摆？恽教授的心一震，随即想起：他自己会处理得很好的！便说：“您自己摆吧。”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王教授已基本画好了，有两个令他惊讶之处：①王肇民将荔枝整束地堆放，这在中外静物写生中是不多见的。②王肇民在别人经常非常注意的地方，没有浪费许多笔墨；在别人经常疏忽的地方，他却大做文章，精心勾勒每个荔枝的边缘，造成色彩强烈的对比，使画面既浑厚、深邃，又精炼、单纯。去除一切的杂芜，突出生命鲜明的形态，便能走向有力的美。这一点，来自于他对中西优良传统的学习，也来源泉于对生活的启示。他曾经像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一样，讲述他某一次的经历：“一天晚上，我去珠江夜游，见沿江风景比白天更美丽，不禁要问，其原因何在，盖夜景只突出的看见灿烂的灯光，和灯光发亮的窗户，其他的东西几乎都看不见，这就是夜景所以更美丽的基本原因……”（见《画语拾零》P20）
    在他所崇尚的“真实即美、有力即美”的美学原则旗帜下，几十年来，多数画的是静物，而且“人当物画”，独树一帜，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在《画语拾零》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王肇民最优秀的一点，便是用很大的篇幅，倡导人格与画格的统一。
    王肇民说：“作画的态度，首先是要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闻，要忠实于人民的所爱所憎；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不要混淆是非，颠倒功罪；不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表面的实真推销谎言；不要以偶然的或人为的个别事例当作典型，以招摇撞骗……谄媚的艺术家，不是人民的艺术家。”（见《画语拾零》P11）在另一个场合，王肇民又说：无论中画西画，看画要辨清浊，清浊是属于画品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浊，是说画品低下，画面上充满着俗气、秽气、媚气，望之顿觉骚臭熏人，欲跃步疾走而过之。所谓清，是说画品高尚，画面上充满着纯洁性，如出水芙蓉一尘不染，望之顿觉胸襟舒畅，使观众留连不忍去。这就清浊的差别，画品的清浊，是作者人品清浊的直接反映，画以品为第一，可不慎欤。
从王肇民的几卷诗草中，我们便知道他执着于自己的生命人格。他提出了人格与画格必须统一的见解，也首先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论，昂首挺胸怀大志地做一个人，而不做没有骨头的奴才，日渐丰富并完善自己的生命人格。在艺术成就上，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格与画格的统一，那是一种如此高尚纯洁的境界。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世俗人间，是否会理解、宽容甚至纳受，给予一个属于他的、使他欣悦的洞天福地呢？
    结果很明显：没有。

三、一个执着而又孤寂的人
     为了寻找具体的答案，让我们看看王肇民所执着的生命人格在他人生旅程中的具体表现吧。
    “1908年，我出生在安徽省萧县，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那个村庄贫穷得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地主。父亲是县里颇具文名的小学教员……”王教授在向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在三、四句话中间，便要伴进一声发自胸腔的沉沉的叹息声：“唉！”
    不过，令人感到神秘和不可解的是，八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经历了多少次大的变动，在老人的脑海中，许多应该忘却的事都忘却了。许多不应忘却的事，也都忘却了。唯独那件他从母亲和外婆处听来的事，仍然那么清晰的刻在他的记忆中：他生下来一个月后，到外婆家里住。在他睡的那间房子，夜半里从上方掉下来三块砖，灿灿然，明晃晃的，掉到地上很响，母亲和外婆都看见了、听见了。外婆说：这间房子要坍了！便点了油灯来看，结果，地上什么也没有，天一亮，他就病了，病得很重，但一回到自己家里，病就好了，像闹鬼似的，他至今仍未悟出这件事对自己的生命有着什么神秘的暗示或预示。他从十岁开始读小学，除了非常喜爱与古典诗词之外，还特别酷爱绘画。没有人教过他，他认为这是一种天性的启示。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他看见瞎了眼的曾祖母在纺棉花，便用水彩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得非常像！他祖父欢喜，便将这肖像保存了二十多年，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那阵，才在逃难中散失掉。十七岁小学毕业时，他获得了“美术成绩特别优奖”。十八岁时考入江苏徐州中学，读了四年，毕业后径直考取了杭州西湖艺术学院（后来改杭州艺专）。记得当时赴杭投考时，就住在杭州尼姑修行的善福庵。巧得很，李可染与张鹤眺也住在这里。王肇民便向李请教：我应该考什么？李可染建议说：考素描。王肇民便拿起木炭，对着石膏画了一个星期，就考取了。后因参加“一八艺社”被学校开除，当时是校长林凤眠写介绍信转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继续深造。教师是高乐宜、颜文梁（徐悲鸣当时出国去了），国画老师是齐白石。在此期间，他又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木刻研究会，他担任负责工作，并接受左联的领导，还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毕业后又失业了，他到了南京，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将近一年。之后又返回北平，在“私立北京艺专”当训育主任，在这段辗转的求学期间，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在国立杭州艺专，我学习了色彩，在中大艺术系，我学习了素描，在平大艺术学院长和在北平工作期间，我学习了民族风格。这三点，恰恰是一个画家必须具备的修养。所以被开除学籍和转学，反给我以更好的学习机会。林凤眠、蔡威廉、颜文梁、李苦禅四位老师，都给我以很大的影响。”
    直至“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肇民北京学习、工作、生活均无着落，便返回老家萧县，参加游击队，做抗日工作达三年。至此，王肇民原先开始抒写得有点轰轰烈烈的人生历史，忽然断裂了。这期间，事情发生了突然变故：他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了，母妹又被疾病缠身！
    就这样事，我曾执拗地询问王教授：当年许多与你一同求学的美术界热血青年，都戎马倥偬，或是血洒疆场，或是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你为什么忽然停止了？
    当天，王教授没有回答我。第二天，他拾起了这个话题，告诉我，1942年，他在湖北老河口的时候，很多朋友请他吃饭，他曾吟了一首留别诗，其中有二句是：“流水生涯时左右，落花身世各西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与选择。他进一步告诉我：他平常写诗，很喜欢吟花，特别是凋谢飘零的花。世间常常将花比喻为女人，其实人何尝又不是花？鲜花可爱，残花可怜，既有灿烂，也有凋零的一日，人不可主宰自己，落花随流水，飘飘荡荡，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是不能够左右环境的……
    其实，在第二章他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我们已经见到，王肇民是被倏忽上升的人性所战胜，而决定请假赴渝，做孝子情深的。这是他一个深深地执着自己的感情的典型例子，并由此对他一生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尽管王肇民这样说：“我相当的知己、知人，我明白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很不适合做管理别人的行政工作”，尽管他当时在“为国？为家？”这两种均属合理的悲剧意念相互冲突、两者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然而，他的内心仍时时为未能驰骋疆场、抗日报国而生愧疚之情，当他入渝第三年，眼看一队队热血青年奔赴前线的时候，他不禁涌动起杀敌寇的热血欲望，在诗中写道：“愧我室家累，羡渠去远征，扬威绝海外，四岛踏皆平。”
    起初，王肇民给朋友写下留别诗后，辗转数月，入渝扶柩，迎接母妹，欲返安徽，岂料战火硝烟漫，江通未有期，羁旅愁怀，一住便是六年多。其间，他在重庆燕儿洞当小学教员，“山中结茅屋，倚涯若层楼”，常觉“他乡久停滞，不觉寒与饥。母老已力竭，犹复理旧炊。妹弱病肺久，辗转卧床帷”，生活是何等的沉重！他有过鹰那般“竦身展翅欲凌云，岂奈丝绳羁绊深”的深慨叹，也曾有过“闻道东南破虏兵，长江万里可扬船。老亲爱说还家事，笑眼朦胧仔细听”的喜悦。到了1948年10月26日他生日这天，他忽觉“吾年近四旬，寂寞度生辰。忧患悲今日，蹉跎老此身。江山空涕泪，诗酒只风尘！”其间，也含有多少整整六年未能执笔绘画的感叹呢？
    就是这种对绘画艺术执着的留恋，使他将母妹送回家乡安顿之后，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走入仕途。1949年在南京市委会文工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转业为南京市立五中教员，1958年随学校迁广州，为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1980年升为正教授。这前后三十多年时间，他是那样始终如一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信念与追求；而他那旁若无人般“超前的、凌驾于工切之上”的艺术思想体系，又使他经历着矫矫不群的天才们所特有的那种曲高和寡式的孤独与寂寞。这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人皆不学，我故学之”
    水彩画是王肇民自己选择学习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学？他答：这很简单，也就是人皆不学，我故学之，不愿与人争热门。老实说，水彩画在中国，并不是得宠的玩意。开始，王肇民对它也许没有特别偏颇的感情，但是因为他自己不愿随俗，也因为治学之道，在于学人之所不敢学，知人之所不敢知，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所以才选择了它。而一旦选择了它，便付出一片拳拳赤子之心。他说：作诗要有赤子之心，如李后主。或饱经风霜，如杜工部，失了赤子之心，又没饱经风霜，二者一无所有。几十年来，他辛勤耕耘，探索不辍。即使在文革那极为艰难困苦的年代，他一家五口，挤住在简陋的居室，仍然每天起床后，卷起铺盖，趴在床上作画，所画的静物“模特”，如苹果之类，也是勒紧腰带，省下钱来购买孩子们经常长年吃不到一个苹果，却眼巴巴地望着父亲对着它们画了一遍又一遍，直画到腐烂，变为一堆渣滓为止。他作画，也从未想过要发表、出版、展览，或卖钱，“自家作画自家看，生不必闻死不传。杜牧文章多绚烂，几篇留得在人间”？做足了遭长期冷落的准备。正因为摒弃了艺术中可能被金钱利禄污染的因素，所以，他不受任何因素制约，在自由的王国里无拘无束地实践自己崇尚的艺术观念及美学理想。当然，这些东西也会随着他对生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变化。他说：我五十岁还相信内容形神兼备学，七十岁时就反对这种看法了；七十岁时还相信艺术有世俗的功利作用，八十岁时就不相信了。从事艺术的人，特别是从事造型艺术的人，不能被世俗的功利目的、不要为“风潮”所左右，更不要为金钱利禄而折腰。是他最近、最新的看法，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看法。
    总爱看到事实的反面，
    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王肇民在他的一篇“自我介绍”中特别指出：“我的所学与别人不同，因而对于事物的观点也与别人不同；我的个性与别人不同，因而我对于事物的态度也与别人不同，我有一个反潮流的习惯，总爱看到事实的反面、言论的反面，与别人有相反的见解。往往别人向南我向北，别人说是我说非……”这表现在艺术观、美学观方面，我们已在他的著作《画语拾零》中看得一清二楚。但叫许多人感到诧异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教学宗旨、教学方法中，他也是那么的孤傲自恃，几十年如一日，常常一个人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在任何会议中，都会出现他一个倔犟的身影与发自胸腔的争辩声与一群人、一片嘈杂的喧嚷声对峙的局面。当然，他也有非常憨厚的一面：“别人不反对我就算了，反对我的我就反驳，头头是道，毫不客气。如晋代顾恺之，我本来无意诘难古人，但许多人搬出他来压制别人，我便要研究《晋书》，进行反击！”他很恃才自傲，胸有成竹，又磊落光明：“在美术学院，将《毛泽东选集》通读四遍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比许多人更掌握辩证法！”同时，他谙熟历史，历史除了告诉他一些国家兴衰的消息之外，还告诉他如何做人。“立言立德古来难”，这世界，又有多少人敢于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说实在话，能够舍弃一切世俗金钱利禄引诱、坚持自己正确看法的人却不多！如此一来，他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是学院里最好的教员，但三十五年来，只提升过他一级，过去每届领导，都把他当作包袱人物。反右时期，差点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被当时的校党委列为第一名批斗对象。当然，事情也没有向悲剧方面恶化。“我有一个预感：我不会死的。我一没犯过错误，二没参加过反动组织，三家庭出身好，这是我当年的预感救了我”，王教授向我介绍到这里，禁不住顽皮地眨了眨眼睛：“我的预感常常很准。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简朴、省吃俭用的人，在十年的时间里也攒下了二千块大洋。当时有人劝他拿来买地。我正在杭州念大学，父亲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劝他别买，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你会成为包袱的。父亲听我劝告，便没有买。后日本人来了，抢了银行，钱便没了，土改进家里得了个中农。如果父亲当年买了地，做了地主，我在文革中就要遭灾了。”
    他的所谓预感，其实也就是对问题、对形势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与他一道追随进步的、现美院老院长胡一川，虽然常常为了他而解别人，并为此背过不少包袱，但也赞扬他的见解往往比别人更深一层。另外不少老师也说他是很能掌握分寸感的，既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讲自己想讲的话，但又让人抓不住把柄。不喜欢他的人，就是头痛在这里。至于王肇民，他说自己“越受打击、排挤、歧视，越是坚强。要不是这样，我早就完蛋了！”
    矫矫不群，长期甘于孤独寂寞
    王肇民告诉过我几件事：
    在重庆燕儿洞国民党文官子弟学校当教员时，有人曾叫他做教导主任，他谢绝了。有一天，他在总务科门口经过，科长看见，便招呼他进内坐坐。王肇民进去后，只听见他说：听说你还没有入党，林森主席（当时国民党国家主席）最近说有一个任务，要亲自介绍八百个人入党，你就参加国民党好了。王肇民说：不行不行，我三十多岁了，不参加革命了（当时国民党也叫革命）。婉言谢绝了他。那时在重庆许多人看来，能得到国民党的国家主席介绍入党，是很荣幸的事。但王肇民不识抬举。
    无独有偶，四年前，一位当年与王肇民一同打过游击、现任吉林省“主席级”职位的老朋友来广州他家玩，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一迭连声地说：“哎呀呀，老朋友，你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向党组织靠拢？”
    “唉，惭愧呀！” 王肇民习惯地从胸腔里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令到老友动容：“一来，我这个人条件还未具备；二来，至今还没有谁来关心过我这个问题。”
    原来，灵魂的信仰，有时也会羞涩。
    由此我们可以猜测：王肇民有过追求，有过渴望？他有过失落，有过灰心？
独特的环境，独特的遭际，使他越发矫不群，长期甘于孤独寂寞。他坦诚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没有野心。艺术将我整个儿拴住了。这也好，活得坦然，活得自有……”
    时常摆出“打擂台”的阵势，与世俗对峙
    这并非是他故意要这样做。而是他认为，当今许多人的名誉、地位，至少人一半是假的。许多低级庸俗、谄媚虚伪的作品，都常常出现在展览、出版、收购等各种场合上。由于某些人思想不纯，竟然常常把高尚的作品排斥掉，以人民的事业以徇私情，作风之坏，实在令人发指。鉴于此，王肇民断然拒绝一切的诱惑。1985年他在武汉开个人展览时，由中国美协介绍来两个人，说是北京美术馆的专家，要收藏他的画。他当面就说：“不行不行，他们美术馆收藏画，是按官大官小付钱的，根本不懂得作品的好坏。过去我看在朋友的面子，卖给他们几幅已经够了，现在不能再卖给他们收藏。”
    鉴于同一原因，王肇民也极少参加集体的展览，而专门举办个展，几次都是摆出“打擂台”的阵势，与世俗对峙。这种苗头，可能出自1979年他在巴黎举行的水彩画个展，当时，还有一个由中国当代众多名家的作品组成的画展，同时在巴黎开幕，但受到法国的舆论冷落，王肇民的却获得好评。早三、四年，全国六届美展中的水彩、水粉画在广州展出，有关方面邀请王肇民参加。“不去不去。”他断言拒绝说，于同一时间里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个展，从而使全国的水彩、水粉画展大为逊色。许多远道而来的行家看了后，感慨地说：王先生作品的水平，比全国美展的水平高多了！更吸引人！
    “我是故意唱对台戏，故意在那段时间搞画展的，而且自信一定能比他们好！” 王肇民这样对我说。
    以上一切，清晰地勾勒出他这个执着而又能孤寂的人的形象。
    不过，如果认为王肇民不近人情、古板、犟得令人难以容忍，那也是不全面的。在牵扯涉到不是原则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洒脱，很坦率，甚至天真得可爱。记得我问过他：“这辈子，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首先是艺术，其次是女人。”他毫不思索地答。坐在旁边的夫人马上笑着说“他喜欢的妇女人不是我。”
    王肇民说：“我说的话就像我的画一样真实。”
    我问：“你夫人说的话对不对？”
    “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女人，其实老婆孩子都包括在其中。” 王肇民说罢，又哈哈笑起来。平日生活，他也是极端的俭朴和善待人。记得1975年秋天，他在新会县一游泳池边作画，请一在栏杆边休息的青年打一杯水。那青年听不懂他的话，在地上捡起一根被人抽过而抛掉的烟头给他，原来，她以为他是一个拾烟头的人。1976年，他在上海作画，住在外滩和平饭店，每天背着画袋在电梯上上下下。开电梯的服务员问他：“一天能弹多少钱？”以为他是一个弹棉花的。在家的日子，天冷了，他就穿上那件破得露出棉絮的老旧棉袄，偶尔坐在路旁休息，还被过路的小孩误以为是拾破烂的老人；天热了，他就敞着一件白罩衫潇洒来去，甚至被饭店的侍者拒于门外……对待学生及外地的求教者，他又是极端的诚恳热情。一些老师反映，王教授时常拿着一些外地寄来的、但写得潦草不清的信封去找人揣摸，力图在回信时将地址写得清楚明了。恽圻苍教授还特别向我介绍了一件事，后来我回王肇民处得到了证实，便是1982年，他回安徽讲学后，打算顺道登临黄山，谁知到了镇江，被一汽车撞倒，头裂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汨汨流出，右大腿肿胀得发紫，当场晕过去了，司机非常害怕。当王肇民醒来后，第一句话便说：“司机，你不要怕，我不会为难你的，我也不会死！”司机异常感动，送他到医院治疗后，又偕哥哥买了一筐苹果来医院看望他。那是他住院后十三天的事情，他还有些晕，但一看到礼品，马上说：“好，画下它来做个留念。”便半歪着身子斜躺着，将苹果画了下来。由于带着感情，也由于是在速写中一气呵成，将苹果画得很新鲜，有生命，先绿后红，层层透出，充满水份，酣畅淋漓，鲜明强烈。他将它命名为《礼品》，成为他一幅最优秀的作品，经常在展讯及画册的封面上刊出。记得当时司机的哥哥说：“人家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与一般人不同。” 王肇民将这话当作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
    还有《香山途中》、《太湖风柳》等许多作品，都蕴藏着他一串生活上非常艰苦、俭朴的故事……留给世界的思索。
    与王肇民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相比，他的社会名望确实显得太小了，有记者将之称为“王肇民现象”，并在羊城晚报上登了出来呼吁社会讨论。但反响并不热烈。事实上，王肇民至今仍处于“冷藏”状态。早先，他在巴黎引起轰动的水彩画个展，除了没有在国内引起相应的反响之外，还遭到某些部门某些人用行政手段的干预、非议；他的《画语拾地》撰文批判；甚至有人这样说：王肇民一心只搞艺术，不喜交际，不阿谀逢迎，更不哗众取宠，结果便被人遗忘了，以致他创造的灿烂的水彩画艺术，沉寂在寒碜的画室里……我承认这些都是原因。
    另外，其实王肇民一开始“人皆不学，我故学之”的选择，便注定了他走的是一条冷僻的艺术之路。作为一种由西洋引进的画种，水彩画并非是中国的“国画”，早年尚没有成为“热门”，到了近十多年来，更由于诸种复杂的因素制约，它与版画一样在中国进入低谷时期，遭到相当的冷落。还有，过分商品化的倾向冲击着艺术生产领域，至使不少一向经济拮据的艺术家们，不由自主地迎合画商及一般公众的审美趣味，便难免生产了许多粗制滥造、格调不高的庸俗之作充斥着艺术的市场，而一些格调清新、纯洁高尚、富有个性的艺术品反而被湮没了。故此，一向不被金钱、名利污染的王肇民所创造的水彩画艺术，自然更是“曲高和寡”。记得，广州美院一群大学生，向水彩画教授陈秀莪请教：“如何欣赏王肇民的水彩画？”陈教授说：王肇民现在的水彩画艺术，你们暂时是无办法理解得了的，它在中国水彩画中，达到了一种罕见的高度，已经发球世界水彩大师级创作的艺术。学生们听后，诧异、惊讶自不必言说，更何况一般的读者、观众？
    “曲高和寡”，往往带来令人惆怅、嗟叹不已的结局！
    但是，在“王肇民现象”中，还有没有更为重要、更加深远、又容易为一般人所忽视的原因？
著名画家林墉的一席谈，将人的思路延伸到更广阔、更深远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而受到启发。他说：王肇民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健康地承受了西方新美术思潮的汹涌澎湃的撞击，使他的艺术既兼有东方的深沉，又有西方的机敏，这在其他艺术大师身上是很难统一的。他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步，但他的作品，却走向了西方。但是，作为个人的气质、品格，中国传统文人的特征又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很鲜明，他今天的遭际，也正是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稍谙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种特有的道德信条或风度而受到历代的知识分子崇尚。他们得意时，便进入仕途，慷慨为国；失意时，则隐逸山林，陶冶性情。与之相比，王肇民既有相同之外，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处在于，他一生从未“得意”过，然而一直很入世，有满腔报国报君热肠；他时常失意，却从未敢忘国之忧，躲进艺术成“隐士”，“才气”与“骨气”在他身上是如此和谐地统一！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败类：有“才”没“骨”，这种人实在不少，令人唏嘘感叹。然而，王肇民却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牺牲应有的物质享受，摒弃一切虚无的应酬，凛然不可侵犯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浑身充满了一种高亢的阳刚之气、正气，这种人格的自我完善必然地给他的艺术带来了飞跃式的升华，达到一种“大音衡声”的境界。“他的画论，”林墉说，“也体现出他是一位凌驾于一切艺术之上的大师，而不是小匠”。
    可是，惟其历史上“有才没骨”的奴才众多，也因为是中国历代以来最被误解的是文化人，多年来“左”的文艺政策及文革使之越演越烈。王肇民的人生沧桑恰好是这种被误解的折射。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工作环境，没有；本来应该好好对侍他的艺术，但七十年代以前，无从发表无从展览，给它们最高的评价是“无害”；本来应该有很大的名气，却很少人认识他明明是闪光的钻石，却被人蒙上了灰尘……“大师被人遗忘了！”林墉概括地说，声音那样轻，又是那样的痛心疾首，“中国悠久的奴才生活造就了许多奴才，他们冷淡斯文，让天才自生自灭，看不惯大师，喜欢柔顺、听话的小猫小狗，宁可捧一个有漂亮脸亮的小妞，宁愿在一个小小的科长面前低首，也不愿意正视一个王肇民。他已经走到人生的句号面前，但终生一笔浓墨重彩也没有。一个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今天，竟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人，可见文明的萎糜，令人汗颜不已！
    “但王肇民终究还存在着。假如这个世界真的有至善至美的长者，我想，中国人心目中至善至美的长者应该就是他。他的升华了艺术也被艺术升华了的崇高人格，使我们好像突然在一片污浊无边的沼泽地中，发现一潭明亮清澈的碧水；又好像在战斗的矮谷看到了胜利的高峰。他又像一树深山的古梅花，冷艳浓烈，无所污染，唯独世人不晓不觉，长年累月，花开花落，只有叮咚的流溪送来问候，只有和风来抚拂亲吻；闪电也曾照亮过它，雷鸣也曾为它奏起过雄浑的交响乐……”
    讲到这，林墉的话声猝然而止，留下的余韵，让人们去思索罢，让世界去思索罢。
    “瓦上霜青，檐前月小，夜凉已是深秋”。那天，我带着寂寂的心情又走进了王肇民那简陋的画室，只见那铺用低矮的蚊帐罩着的硬木板床依然，也只见那张特制的木几上的苹果依然，不过比起几天前显得更加干瘪、憔悴了、光华沉寂。惟其如此，竖在旁边那幅着笔酣畅的《静物》中的苹果，更加显得新鲜、红艳，像得着了活生生的灵魂似的真实、有力，灿烂。我忽然想，王肇民一生沧桑，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到今天，本应光华四射的生命形象，不也让人揉搓得像这堆苹果那样干瘪、憔悴、沉寂吗？但惟其如是，他的生命人格，他的艺术作品，必定能永久地闪灼着光华。老人家健步朝我走了过来，只见骤凉的天气使他换上了御寒的夹衣，窗外的树，也飘落了几片带黄的叶。我想，即将来临的冬天一定很冷，很冷。我祈祷，阳光啊，请别那样悭恪，请多多照射在王肇民以及一切像他那样的人身上吧。


伊妮
1989年10月27日写于越秀山麓明镜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