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建立的中国馆却因为“非典”影响而未能成行。这也恰好应验了当时展览的主题——“梦想与冲突”。最后，在广东美术馆的力挺下才让这一中国馆项目获得了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以“造镜——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在广东美术馆”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公众眼前。
    说来巧合，就在国人为此而叹息的同时，来自广东的20多位艺术家却成功组团“广东快车”集体奔赴水城威尼斯。成为了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团队参加国际顶级当代艺术展。当这列满载各种稀奇古怪的中国南方“物种”的“广东快车”出现在这一全球瞩目的艺术峰会上时，一个鲜活的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当代艺术样本——“广东现象”引起了无数关注的目光。于是，当时并没有积极参与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前奏的“85新潮”的广东，显示出来的一种地理上乃至文化上的边缘性，并且逐渐摆脱了他者眼中的“尴尬”，在其预设的轨道上继续着前进的旅程。
    今天，一个名叫“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的对“85新潮”以来二十多年广东当代艺术的历程及发展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和探索的主题展览，于5月1日在广东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展览是以“85新潮”前后的艺术状态作为一个历史阐述的出发点，聚焦于广东整个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种种表现，通过40多位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东的当代艺术家在近年来所创作的百余件作品，从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元的形式中，生动地描画出这列从“广州站”开出的“广东快车”那别样的特质。
    当然，此“广东快车”非彼“广东快车”。而“广州站”这一再形象不过的文化符号正好是它们的分水岭，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进站之前”和“出站以后”的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的共通点就是在同一条轨道上，驶向没有终点的明天。在由旅法策展人侯瀚如和艺术家杨诘苍引领开往威尼斯的快车上，承载的是一个梦想，实现的是一次发声；如今的快车上，是对“自我”的一次深入阐释，是对前进的不断扩展探索。
    自“85新潮”以来，广东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种种碰撞交锋，还有“全球化”的介入和影响。直到今日，在消费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一代，由于深受消费文化、网络文化、动漫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创作方式与图像的呈现方式，还是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述传达上，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对话样本”。有“阳江青年”成员郑国谷用金属质材的废旧物件压制而成的硕大的“5.8”字样组合——此举不难看出作者所要传达的，正是存在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85年的艺术新潮运动之间的某种暖昧的隐喻；也有年轻艺术家冯倩钰用切割工具和手术器械所压制成的金属“文胸”——它和几只羽毛斑斓的鹦鹉并置于一个透明的空间里头，死物与活体、静止与运动、工业与自然、人为改造与原生态等各种并存于当下的矛盾情境，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同样的对话，还出现在对于2008年雪灾导致的广州“春运”大堵塞这一社会事件的关注上。一个是“大尾象”成员林一林的录象装置作品《幸福事件》——六屏同时反复播放着经过了二次创作的事件现场“实况”；另一个是同样以“新生代”身份出现的张湘溪——在那个总是以“窥私者”身份介入的系列装置作品《微观电视》中，我们看到一节温馨的列车箱，只是由于主角——“人”的不见踪影而呈现出一种被合理化的冷漠和悲凉。
    从前后两代人的视线范围和思考角度中，关于广东当代艺术的一种状态清晰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中所共同注入的“社会倾向”。“社会学关注”——作为对广东当代艺术的一种“约定”或是一种普遍特点的描述，旨在说明广东当代艺术表现出来的文化责任感及对人文理想的深刻认识。同时，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大显著特征，一种从社会学意义出发，产生并作用于当代社会。出于还原对社会和生活的个体体验和集体经验，在广东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里，正如批评家杨小彦所认为的“处在一个双重边缘上”的广东，便在“自我”的轨迹中体现出与其他地域所不同的艺术特质和当代话语。
    本次展览，从文献梳理到作品创作都强调一种“广东生长”的本土语境，与广东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有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像“105画室”、“92广州双年展”、“南方艺术家沙龙”、“大尾象”、“阳江青年”、“卡通一代”、“南方引擎”、“Parkl9”、“博尔赫斯书店”等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活动、艺术团体和艺术机构，以及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美术馆等视野开阔、敢于创新的国家建制，还有“维他命艺术空间”这样的国际基金操作……共同见证和创造了广东当代艺术多元并立的事实现场，构成了广东当代艺术内在的话语张力，为广东当代艺术的延续提供更多积极的思考，同时也注释了眼前这个充满挑战性的命题——“广州站”。这是一个永远都在运动中的“起点”，而我们的“广东快车”也将继续前进，没有终点。

新快报记者：陈煜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