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大为：
    今天非常高兴迎来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团队，他们来做一个巡回的讨论活动。这样类型的美术馆和美术馆合作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我们有这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仁们一起参加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美术馆和美术馆之间的国际论坛，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现在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来参加讨论会的嘉宾：萨拉·马哈拉吉先生，著名学者，英国歌德斯密斯学院教授；高士明先生，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张颂仁先生，香港著名策划人，多年来一直参加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并且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舞台做了很多贡献；王璜生先生，广东美术馆馆长，他是广州三年展的总建筑师；秦思源先生，UCCA的副馆长、策划部主任；郭晓彦女士，UCCA的策划人，到场的嘉宾还有凯特和布鲁斯，他们也是策划人。今天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卢杰是“长征空间”的主持人，798艺术地区非常有名的策划人，以及“85运动”著名艺术家杨诘仓、王建伟、王鲁炎等。我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我把主持人的身份交给秦思源。

秦思源：
    我们可以把话筒直接交给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有请高士明老师发言。

高士明：
    非常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会议，我感觉有点太正式了，刚才和卢杰还在谈，今天的会场特别像发布会现场，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费大为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的介绍故意装作大家很不熟，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收集问题和接受批判。我们接受批判，不仅仅代表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而且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靶子”，大家手上都拿到了关于广州三年展的调查问卷，这个问卷不是由策展人、由展览向艺术家发问，而是邀请艺术家向我们发问，以及向一切展览体制、美术馆体制和策展人体制发问。我们希望把这一届的广州三年展变成一个媒介。其实这种高朋满座的机会也是很多的，我们经常会对艺术体制、策展人的选择、策展方式有很多抱怨，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会议变成艺术家对艺术体制进行质疑的平台。
    当然在收集问题之前我想先强调几点。第一，大家手上拿到的大标题，“与后殖民说再见”，是我们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出发点，它并不是展览的主题，而是在这个展览开始构造之前先行设想了一下我们不想要什么，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可能不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前期进行的一个批评性开端。从这个开端开始，我们希望和艺术家们有一些交流，包括今天这样的艺术家提问的计划，然后后期会有一系列的研讨，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想和艺术家一起慢慢的策划这个展览，一起把这个展览一点点的搭建起来。
    今天的主要发言人都是艺术家，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希望艺术家们能够残酷无情的提问，能够为三年展的整个策划和思考提供一些新的视野、一些批评性的建议。

郭晓彦：
    今天的研讨会当初设计了两个环节，首先是与艺术家分享策划人在这一阶段的思考，然后由艺术家针对这些问题向策划人提问。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给萨拉·马哈拉吉先生或者张颂仁先生，让他们简单说一下，艺术家也想分享他们的观点。

卢杰：
    建议萨拉·马哈拉吉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广州、上海和艺术家聊的什么话题，大家热热身。
萨拉·马哈拉吉：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对话建立一种亲密感。先回顾一下这10天的讲座，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可能这个故事从更早以前开始，有一天我在伦敦收到了王璜生先生的来信，他邀请我参加广州三年展的策划工作。我当时很有兴趣，但也很糊涂，因为他们选择的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与多元文化主义说再见。我认为可能在解读中产生了一种误解，中国怎么能跟这么重要的话语切断关系呢？所以我开始想到底告别殖民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世界艺术系统中心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就是听到世界别的区域是怎么进行讨论的，他们对后殖民主义或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可能和伦敦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跟他们进行沟通和讨论。前两天的会议都非常有价值，它使这个交流过程变得清晰化，怎么建造一个共同的基础来讨论这些问题，不单是学术上或者多元文化的价值问题，而是这两个话语怎么影响着艺术实践和创作。
    我从这两个会议中得到一个启发，“与后殖民说再见”其实不是广州三年展的主要倾向，而是初步建造一个对话的策略。“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话语的精神，其实它可以作为一种反抗和妥协，脱掉三年展作为一个简单概念呈现出专指性的倾向，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在互动中的话语理论和实践网络，这样一个展览的实践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发生。
    第二个清晰化的过程是关于话语名称的本身，怎么去理解“与后殖民说再见”这句话。在英语中他们做了一个调整，英语的“Farewell”就是说你和这个东西说再见的同时，也承认会有再见到它的可能性。英语的“Farewell”有祝好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词具有一种多元的意义和双重的暧昧性。昨天在北京大学进行的讨论分成两部分，一是和一些教授的高端学术交流，二是和学生做的比较活泼性的对话。可能阐明了一个事实，后殖民作为现状是不能脱掉的，因为它毕竟在影响着很多现实，但是后殖民这个话语如果作为一个展览的框架或者模式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有一个区分，后殖民作为话语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出发点。

张颂仁：
    我们三个人对这个题目有不同的观点。但是08年9月在亚洲有7个国际大展，所以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国际展到底是什么。在座很多艺术家都参加过国际展览，我们怎么样被选择，我们怎么样主动去介入。这个题目在目前的国际展览也是蛮受关注的一个主题。前两个星期高士明和我去参加圣保罗双年展的时候，他们也考虑明年是不是不办展览，就办一个学术讨论会。谈到国际就得回到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所讲的到底选择与被选择、权威与被表述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们不希望把一个主题变成大家介入的入口，也不想用划分世界地区作为一个办法，我们希望艺术家提出一些你们对国际展览的想法，谈到国际所以才有关于后殖民的话题。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介入国际艺术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在广州和上海都有不同的反映。邱志杰很明确跟国际美术馆的馆长说，我们很介意西方对我们的表述有没有错误，这种表述有没有对我们不尊重。如果表述错误的话，等于办展览让别人骂。不过总比没有新闻好，表述的越多，对他的整个立场可能越丰富。可是我们在上海这一场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反映。金峰在情急之下竟然说他决定不参加国际大展，大家突然觉得松了一口气，我们还是要问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象徐峥本来也要介入这样一个话题，结果他走掉了，但是我们知道他还是会参加国际展览，高士明提醒我说徐峥决定参加北京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提出这些问题主要也是因为明年有这么多的亚洲国际展览，大家肯定要考虑到底这些展览在亚洲出现和在欧洲出现有什么差别。我们希望透过广州三年展先来考虑这些问题，也希望艺术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从参展人的角度来说参加国际展有什么意思，我们从亚洲的立场出发提出一些新的立场、新的想法。
    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

秦思源：
    首先感谢萨拉·马哈拉吉和张颂仁先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阐述。萨拉·马哈拉吉教授介绍了一开始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反应。张颂仁介绍了开始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线索。
    下面我提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如果是在英国或者其他地方，提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切入点，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很长时间。在中国作为一个双重身份的人，像我自己，英国是有殖民史的国家，中国是没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我这几年在中国生活，好象中国对后殖民还没有说“你好”呢，我们已经开始说“Farewell”了。所以萨拉·马哈拉吉教授说英文这个词是“再见”，但是“再见”是“以后还再见”呢还是以后就不见了，这个模糊点是不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你们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不知道谁回答比较好。

萨拉·马哈拉吉：
    昨天已经进行了一场学术讲座，但是说到“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来源，其实最大的来源是伦敦大学一个教授的著作《与理性说再见》，他对理性的态度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西方很多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但是跟理性的告别或者说再见，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如何给理性这个概念增加一种弹性，这样可以使它能够与更多的现实发生关系，所以是这种意义的告别，而不是在再见之后就再也不见的意思。
    我非常高兴听到“再见”在中文里也有还要见到的意思。哪怕我们彻底超越了后殖民的现实，哪怕没有这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现实或者是因素，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话语都是对权威和压迫的关注。这种动态性的倾向，可能在艺术界里面体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还是值得探索的。

凯特：
    你刚才谈到了理论和艺术实践、策展实践的关系，我想就这个做一个回应。很有意思的一点你把理论看成是艺术实践的一个平台，而不是框架，也就是这些策展理念或者是艺术家他们的想法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把它当成局限的框框，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把理论扩大成一种开放的交流，实际它对一个中心的权威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使它动摇，这样一点我非常有兴趣。通常为了一个问题就会得到一个答案，有了答案又该怎样呢。就好象你发出邀请之后我们就必须对这个邀请做出一个回应。

萨拉·马哈拉吉：
    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提的很有意思，而且对我们的讨论也很有帮助。我很小心的没有使用“平台”这个词，因为第十一届文献展上这个词被使用了太多遍了，所以我更愿意提“框架”。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我们一直强调南北之间的差别或者中国人眼里也有西方这样一个观念。在提到压迫与被压迫，权威与反权威概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受压迫者一方也可能成为压迫别人的人。中国有一个对西方固定的的观念，但是中国内部有没有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中国内部是不是也有西方、南方、北方的观点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非常友好，可以说是非洲国家的朋友，但同时也是非洲地区的主导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殖民力量。就这些方面来探讨一下压迫和被压迫、权威和反权威也是很有意义的。

杨诘苍：
    既然大家是老朋友，就应该带有帮助性的态度。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提问题，而是怎么把它做好。按照我的经验，我是经常谈经验的，我的经验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不要不好意思。比如说后殖民问题，中国大陆和香港看后殖民是不一样的，我在展览中已经看到了香港的态度。但是理论上应该强调香港的经验对于珠三角地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香港的经验就没有珠三角的改革开放，没有珠三角的经验就没有全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全中国的繁荣就没有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这个出发点不是从中国看的，因为我不住在中国。尽管我在广东生活过三十年，但是我观察中国、观察世界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观察的，主要是从德国。我是从德国和巴黎来观察中国。

卢杰：
    没有香港就没有珠三角，问题是没有英国殖民哪有香港。

杨诘苍：
    广州三年展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从地理上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再一个问题，证明这种殖民关系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这是学术问题，不要害怕，你们作为策划人，在学术层面上的把握应该有一种前瞻性。理论上这是理论家应该解决的问题，我更关注实践，因为我是艺术家，在实践上，你们现在有一个缺乏的地方，就是实践经验。你们的理论都非常强大，但是有时候做展览光有理论是很危险的，我的感觉还不够。如果好的展览，使艺术家能够产生好作品的展览，很关键的是策划人和艺术家之间的讨论。文献展的成功在于它全部展示的是作品。我的经验是所有好作品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它是跟策划人一起或者和主办人一起产生出来的。这里我有一个提议，你们的策展团队应该增加一个艺术家，这是一种提议，你们可以思考。或者增加一个建筑师，增加一个对于现场、对于作品特别有感觉的人，让他参与进来。有太多可能性了，我们进来是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提问题，问题已经太多了，问题已经太严重，这个题目真的是太难做，你们走得太前，这个问题应该在五年以后提出的，但是突然一下子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美术馆那儿提出来了。 

邱志杰：
    一开始高士明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是在反感什么，反感什么没有明确的说出来，不要光停在否定练习上。这可能是大家期待看到的，策展人和策展人想法不一样，太对了，这是好事情。这个想法对于一个学者身份的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是一个很古老的状态，我觉得萨拉·马哈拉吉教授把它拆成两个层次了，有再见的意思也有不再见的意思。拆成两个意思以后，对是对，但是很不爽，要用实践把它扎实，把这个话运用实践夯实，这时候不能退回来说，其实也不全是想说再见，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作为策展人要解决这样一种问题。

萨拉·马哈拉吉：
    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不断地进行讨论，推翻或者质疑，这是思考过程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提出问题并不是想让谁觉得不舒服，要攻击谁或者让谁尴尬，我们只是想更新现在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改变，我们的思想也处在最前沿。第二，合作的问题，这一次展览里有很多研究型的策展人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些人既是研究人员或者是学者，他们也是有实际策展经验的人。这刚好回答了凯特提出的建构一个开放的空间进行自由交流的问题。我们在整个展览策划过程中，都是这些研究型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同合作完成的。第三，我们不应该把后殖民这个词当成一个纯粹的学术性名词，它不是一帮教授坐在大学会议室里面发明出来的。一开始提出后殖民主义的那些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看不见的团体，他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主流社会听见，想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不可见走到可见，这帮人就是在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他们是认真从事艺术实践的人，不是做理论研究的，所以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源头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要在策展团队增加一个艺术家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手段，而不是到底谁来执行这个方法和手段。只要我们的策展理念或者方法搞对了，不管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策展人、还是研究人员来做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

张颂仁：
    大家对于后殖民这个名词和这个名词周边的意义在纠缠，讲的比较多。简单的说我们都在谈关于权威和被表述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广州三年展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办的一个国际展览，我们要是不用后殖民这个名词的话，另外一种谈这个事情的关系就是主客关系，我们作为主人办一个国际活动，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包容各种不同文化、各种表现的艺术家。我们自己的艺术家参加这个展览，应该在里面做什么样的作品，怎么样思考创作。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当然我可能是从被殖民经验最丰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被殖民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小时候我有一个老师拒绝我出国读书后给他写信，我觉得汉语和英语当中已经有一种很特殊的冲突关系，不单单有英国殖民地的问题，还有一些更细腻的冲突关系，可能在这个展览中，这也是艺术家创作作品时可以思考的一点。

凯特：
    我的问题是作为策展人你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展览的主办方，你们想打开一个空间，让艺术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做一些与实际操作方法不同的建议。通过这样的讨论得出和艺术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当然我看到你们在策展过程中也不是选择了以后殖民主义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多少是一种隐喻，比喻你们想从中心站出来，站到一边去，要把舞台让给艺术家。我想问的就是艺术家和实际操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肖鲁：
    我比较个人化，从来不知道外面人的方向，只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刚才听到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你们说“与后殖民说再见”，一旦说“再见”这个词，以我个人经验来讲就是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尖锐化了。就好象两性关系一样，如果要提分手再见，已经尖锐到要离开了。但实际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说再见是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才能提出的。说完再见之后是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要问为什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反省我自己，说完了以后，不能把这个东西搞砸了，把自己建立起来然后更好的说“你好”。就像任何一个物体、一个个人、一个国家，要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肯定前面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积到一定程度了，这时候会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这个极端后面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开端。

颜峻：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政治正确这个词。刚才萨拉教授说到，不打算让谁难堪或者是不高兴。我有点纳闷，干嘛不可以让人不高兴，干嘛不得罪一个或者一些人。所以回到这，政治的正确性，我们从这张纸上看到好像是在告别政治正确性的滥用或者是已经意识到政治正确性这件事让人有点烦了。烦了以后当然要告别它，然后跟它说再见。这个烦恼不仅仅是策展人和理论家的，我也挺烦的。但是每个人烦恼的理由和原因呢？我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在搞和摇滚乐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对理论性的东西可能会烦。我想知道你们是为什么烦了呢？不是西方、非西方、不是全球、本土化，那么你们是谁呢？一个真正让人不高兴的或者得罪人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它一般不会是“你不是谁”，而是因为“你是谁”。所以我怀疑你们大家都烦了，这件事情已经不正确了，你们想再正确过来，或者说你们试图比他们更正确。这是我的一个疑问。说白了，就是你们干嘛不得罪人呢。
  
萨拉·马哈拉吉：
    政治正确性这种说法对于三年展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政治正确性这种说法给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伦理道德上的框架。当然有可能政治正确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会变得有压制性或者变得机械化，就好象我们互相之间的互动都是根据特别局限的东西来做出的，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搞清楚主题，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固定模式或者把任何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固定模式来说非常容易。我们也可以故意装出一幅政治不正确的样子，觉得特别时髦、特前卫。但是这样我们不能推动事情的前进，我们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者建立比较完善的道德框架，而这些又正是摇滚乐，嘻哈音乐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形式的核心所在，我希望创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没有必要把什么都跟政治正确性都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评论，目前我们所说的政治远离政治正确性或者从政治正确性出走就是换了一个模样的政治正确性，这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我挺喜欢的。

大卫：
    为什么提“与后殖民说再见”这样一个命题，据我了解可能和萨拉教授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收到这封信时这个框架已经定了。我要向张颂仁和高士明提一个问题，你们当时在看什么书、看什么作品，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们会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

高士明：
    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艺术家都提到了，为什么要在中国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从广州、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我们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第一，这涉及到几个层面，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问题，按照官方说法我们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要区分清楚它作为一个政治史上的说辞和作为社会文化的状况，这之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政治史上不存在殖民问题，那么在文化上、思想方式上、语言表达上是不是存在殖民问题呢？最早我们和萨拉在伦敦的时候谈到艺术家都有一个耳语的艺术史，在上海我们问艺术家，你一直较劲的那些艺术家，你一直拿他们当参照标准的艺术家是谁，这些问题一谈清楚我们就能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殖民主义。我相信博伊斯一定在邱志杰的名单里，当然邱志杰算是装备比较齐全的，还有禅宗和孙悟空。
    谈到为什么我们策展组对后殖民主义会反感。艺术家说的没错，是出于我对策展领域某一种实践的反感，也出于对艺术创作领域某一种现实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点都不需要忌讳，在我们说否定的单元里其实已经包含这些对象。后殖民问题在策展领域存在着，它的主要恶果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把所谓的论证缩短了，直接到达我们要争论的点上。后殖民曾经是批判性的这些话语，这些问题，性别、种族、阶级这三位一体的问题，在差不多20年以来，它有一个保卫者，它逐渐构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是被保卫起来的，这个保卫者就是政治的正确性。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反感，在策展的层面它形成在国际大展里面，我把这个称作是“虚假的代言者”，在艺术家创作层面，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牌。

大卫：
    到底有哪些电影、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在影响着你们的思考，我还是想在基于美学体验的层次来思考，你们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主题的。

高士明：
    这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为什么烦，我们到底烦什么东西，到底对哪些东西不满意，这个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我们提出这个主题之后，马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也证明了我们所反感的这个东西仍旧在大行其道，仍旧在继续。今年欧洲做的几个大展，证明了我们“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话语中所表达的那种让人反感的东西。

杨诘苍：
    我要提一个建议，提问题应该是展览以后。现在离展览开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还在提问题我觉得下面会很麻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是在“侵略”世界，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已经很深入，而且对于欧美的渗透也非常深入，南亚这一块，基本是稳定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实际上是最大的殖民国家。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去讨论，在目前短短几个月的情况下，这个展览最重要的法宝就是艺术家。如果艺术家这一块能稳住了，你们展览的这个问题会很容易解决。现在整个世界的局面你们都看到了，个体在缺席，艺术在往后退落。很多大的双年展、国际展，呈现的只是策划人一个人的作品，艺术家变成了他们的材料，这是一种倒退。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缺席，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个体缺席的国际背景下，如果我们这个展览能够体现它种反动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对于人性化的更多考量的话，可能会更有建设性。

郭晓彦：
    刚才有人谈到了经验问题。经验不仅仅是可操作的，经验是有体验的，而且可以是共同的体验。刚才大卫讲到了体验的纬度，什么样的文本、什么样的图像是我们体验到的。

王建伟：
    后殖民这个提法，一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层面上的意义，一个是外部层面。从广义上讲，还有一个内容层面的问题。殖民是一个他者化的问题，存不存在内部层面的问题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离开外部的影响，我们是不是活的非常纯洁呢？这个一直没有引入讨论。第二我们现在在理论架构下谈后殖民主义，但是日常深入中的他者化倾向非常厉害。这种他者化倾向导致了集体主义完全失语，而且这种失语非常焦虑。现在有时候一谈问题就发现两种最大的焦虑，一个是西方的焦虑，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焦虑。这两个焦虑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了。如果你们要谈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第二，刚才我非常注意听萨拉教授在讲，这次他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命题，让所有艺术家讨论这个命题。萨拉给出的是一个框架，给了一个开放的可能性。我的问题是，开放的可能性如何被分享？前几年在日本的一个讨论会上，也是我跟萨拉第一次认识的场合，这个讨论会把全世界各种不同学科的人集中在一起。我参加过两次这样的会议，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主题是谈这种可能性产生的地带，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确定在不确定性的地带，也就是我们谈的关系位置的地带。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学科里都把这个不确定性的地带当成可能性最大产生的地带。但是我觉得一旦使用他学科的经验谈论另外一个学科的时候，马上会回到另一个学科非常确定的经验上。这样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分享。作为一个展览来讲，不光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这就是我担心的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我的疑问。

王鲁炎：
    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对西方后殖民说再见，完全取决于西方后殖民是否愿意对中国当代艺术说再见。有证据表明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殖民，非但没有减弱，而且在逐步加强，几近疯狂。说再见的时间和趋势远远还没有被我们观察到。殖民永远是强势对弱势的殖民，反抗永远是弱势对强势的反抗，这一点从来没有错过。从殖民这一方角度来讲，什么时候殖民，用什么方式殖民，什么时候对殖民方说再见，完全由强势一方说算。
    大家都知道中国90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是严格按照西方后殖民的价值取向发展的，我指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主流的价值标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代艺术把西方的当代艺术模仿了一遍，但是整体上还是为了本土文化繁荣，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还没有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家那时也没有市场和寻求展览的机会，到9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问题在于西方后殖民的价值取向，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当代艺术标准，既社会主义符号化、意识形态和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凡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当代艺术都称为西方后殖民的对象，中国当代艺术则被边缘化。在后殖民语境里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价值标准的独立性，包括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独立的实践都受到了西方后殖民的冲击，在这个方面，我理解这是广州三年展为什么提出“与后殖民说再见”的理由。
    我认为西方后殖民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它对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在90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完全依靠了西方后殖民力量，所谓西方后殖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认为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在说对西方后殖民说再见的时候，似乎既对西方后殖民中的问题说再见，同时也是对西方后殖民当中的积极因素说再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广州三年展策展委员会加以考虑的。

高士明：
    西方后殖民这个说法是一个事实。西方后殖民在西方是以反西方和分解西方的态度存在的，也就是是作为非西方话语而存在的一部分。但是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里，相当多的人是在接受后殖民话语或者说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登陆某种意义上具有一个暧昧的身份，有两重性。这个双重身份在中国的语境里特别有意思。
    萨拉在广东的讲座引用了伯克利大学某教授的一句话“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在今天变成了一个现实。某种意义上所谓的西方、非西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里面，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是水乳交融的。并不是先有殖民后有后殖民，在中国登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说不清楚到底是殖民还是后殖民，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邱志杰：
    我很幸运已经提前在杭州的讲座上听到了萨拉教授的观点，他那个模型大概是一种个人自觉的态度，这可以当做他的一个建设性的提议。这些后殖民理论，它提供给我们一堆问题，一堆意向。我在萨拉教授身上已经看到了一些答案，但是高士明和张颂仁想给我们新的意向、新的工具、新的问题，我私下听他们展示过。比如说他们讨论过桃花源的意向不能代替香格里拉的意向，好像现在是时候把这些问题摊出来了，这样艺术家可能会更积极的参与。

高士明：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先让艺术家把他们的想法、问题或者评论谈出来。

[来 源] 视觉中国 [发表时间] 2007/12/06 12: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