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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补白一个从未缺席的集体记忆
-——《首届广州三年展》暨《“地点与模式”策展研讨会》
陈 泱
二零零零年初夏，我正随同“梁洁华艺术基金会”及其邀请访华的来自西欧和北美的七位当代艺术策展人一道，从北京直接飞到南中国的广州。待海外策展人一行赶赴香港和台湾后，我则滞留在广州又一日，拜会了我的同门大学长王璜生先生，他那时刚刚出任广东美术馆馆长。
傍晚时分，人流穿梭，自行车铃声、汽车长鸣交相呼应，整个城市在一天将晚的时候，似乎又重新沸腾起来。与此相比，一转入老王那尚还坐落在老城的府邸，径直走到后院，立即便清净了下来。沏上一壶上好的铁观音，静候清香四溢。直截了当地，老王说起他要做一个大展。那个当时还在脑海中期待成型的孩子，也就是今年十一月间即将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序幕的“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简称“广州三年展”，名之为《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
站在不远处回视整个九十年代这十年中发生在中国大陆艺术家身上的一切——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内在变化，人群迁徙的频度、速率和范围，与外部世界的目光、判断和机制日益交织，或哑然失语、或振臂一呼、或圈地为王、或勤勉劳作。面对这豁然洞开的局面，艺术家们狂喜一般地在新媒介和新视野中悠游。而如今，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就是这极度繁茂的艺术生产，大量的作品和新的样态。而沿着艺术作品所勾勒出的轨迹，无疑将为我们提供一部深层解读我们这一代文化的秘笈宝典。
“实验艺术”是切入并定义这一时段的金匙。从八十年代开始，艺术家们曾经迷恋地援引“先锋”、“前卫”或“另类”等来界定自己的工作，不过“实验”的概念更加中性，同时也更加能够把传统媒介所包含的实验精神和实验期囊括进来。而诸如装置、行为、录像艺术、网络艺术等传统外围的媒介，以及将传统媒介——如摄影作为艺术的新转型，无一不透露出艺术家在引介新媒介时的胆略和意志。“实验”恰切地表述了这其中共通的方法。
“重新解读”这十年，这个主题性展览将包括四大部：第一部，“回忆与现实”，基于个性体验、生存记忆作为原创的出发点；第二部，“人与环境”，把九十年代在中国迅猛发展的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体验和思考；第三部，“本土与全球”，超越通常的将中国以外的世界简单化为“西方”的对抗思维，更加深入的探讨艺术与文化政治的问题。而在这以上三部以回顾为主线的展示的基础上，大展还特别开辟一开放展，特邀十五位在这期间引领实验先风的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应展览度身定制全新的作品，名为“继续实验”，为第四部，颇具继往开来之吞吐之气。
三年展把目光投向一段确定的历史时期，并把解读与再解读作为解剖刀，其实具有相当的及时性。一方面，这些或在中国本土、或在域外进行的创作，正由于其实验性所带来的偶发因素和亚文化圈的特性，常常开辟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示空间，如厂房、车库、超市，或私人公寓等，这都致使这些恰恰与当下文化生态最为密切相关、也反应最敏锐的艺术方式，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进入一个公共的平台予以共享，尤其是与那些在同处一个时代、无论思索还是困惑都有着更多原生因素的人群无关。而另一方面，中国艺术从未有任何一个阶段获得如此多的来自中国以外、尤其是非华裔或非亚裔文化圈的关注，并直接进入域外的艺术循环链中。虽然在本土的展览和讨论从未间断，然而大规模的对新经典的展示和解读，更多地在中国以外、并常常以非汉语的方式在活跃、流通。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强货币国家的选择和解读，已经在这整个十年中的后来者身上打下了“阐释之阐释”的循环烙印。对于“资本意志”的觉悟在大陆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中国大陆沿用几十年的“广泛征集＋层层评审”的年展机制所不同的是，本届三年展引入主策担纲、辅以协力策展人团的运筹机制。首届三年展首席策展人特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这位曾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以《武梁祠》和《重屏》两本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专著在全美享有盛誉的华人学者，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中期，便以哈佛园为基地、为当时刚刚步入国际艺坛的中国艺术家举办展览，如陈丹青、罗中立等。近年来，他的研究和关怀重心愈加向当代艺术倾斜，频繁地在中美之间的越洋穿行，一方面致力于提高西语世界里对中国现代艺术的理解和研究水平，同时也直接置身于中国本土活跃的当代艺术实验场。一九九八年，巫鸿先生在芝加哥举办了《瞬间：90年代末的中国实验艺术》并开始了北美巡展。在二零零零年，他更将焦距缩微到透过现象表层的当下、颇具实验性地组织了《关于展览的展览：在中国展示实验艺术》。旋即，配合展览出版的两本同名著作也立即成为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读。
三位协力策展人——黄专、冯博一、王璜生都是在整个九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资深策展人。黄专先生现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自“八五新潮”时期开始，便一直扎实而沉着地将视觉艺术的呈现到再生作为实践课题，通过一系列学术邀请展，不仅将两大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和成都上河美术馆发展为艺术家的重镇实验场，其探索主题也将纯粹的对于视觉艺术的探讨带入更广阔也更具责任心的讨论，如《平衡的生存——生态城市的未来方案》、《城市俚语》等等。冯博一先生自九十年代之初便出现在几个重要计划的后台，如实验艺术最早的文献《黑皮书》、《白皮书》，以及展览《生存痕迹》、《平台》，尤以二OOO年秋在上海的《不合作方式》以其开掘艺术新生力量的气魄而蛮声。王璜生先生作为广东美术馆的掌门人是整个三年展构想的始作俑者。综观其美术馆由来的路径，不油看出在实验艺术空间中的豁达，一方面筹办当代艺术展诸如《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第三回）》、《新都市主义》、《虚拟未来》，同时并没有排异性地停滞对传统媒介实验艺术的展示，如《中国水墨实验二十年》、《现实关怀－语言变革》，而且在重新解读和公众传播中尤以诸如《符罗飞：关于人民的素描》这样原创性的发现而颇见其功力。
广州三年展在原旨上就是一个创作和研究的平台。因此，配合展览的筹办，大型图录将以中英文双语同时登场。其中包括十几位中外学者的专论，覆盖了九十年代所呈现出的新样态及其相关问题。九十年代实验艺术大事记也为研究同仁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基础。此外，与展览开幕同期的另一个重头学术活动就是“地点与模式”的策展人会议”，邀请国内外活跃的艺术策展人和当代美术馆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将与香港艺术发展局联袂，并在香港、广州两地展开讨论，藉此推动中外策展人、学者以及艺术机构之间的交流。
如今，一九八九年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俨然已经成为仍在续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定音之笔。在其众多的现实和理想意义之中，它本身就是对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创作带有总结性的大型展览。此次《首届广州三年展》也希望通过缜密的学理梳理，对这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存在进行一次如艺术考古学一般的发现和重释，补白一段从未缺席的集体记忆。
旅法华人策展人费大为先生曾在《艺术当代》套用中国县城的名字，罗列出一千九百多个双年展，以应和近些年来在国际艺坛上此起彼伏的“双年展”、“三年展”热潮。那么，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广州，究竟将成为又一个“三年展”(another
Triennial)呢，还是“这个三年展”（the Trien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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