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书法艺术管窥(西中文)
录入时间: 2009-10-28
一
自清中叶以来，书法靠兴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统治书坛数百年的纤，巧靡靡弱的书风为旨归，以扬弃帖学、倡导碑学为旗帜，为元明以来沉闷而缺乏生气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变革潮流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从邓石如到萧悦庵，从赵之谦到于右任，从吴昌硕到沙孟海，他们尽管个性了同，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摆脱了赵董以来甜俗软媚书风的影响，以古朴厚重的书风卓立于世，使人耳目一新。在这种新古典主义的时代书风中，饶宗颐先生显然占有一席地位。
饶宗颐，字固庵又字伯子，号选堂，是当代海内外著名学者和书画家。在史学、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竞乡和文学等诸方面均有深湛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
选堂先生于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安县，父亲饶锷是潮州有名的藏书家，博学多才，工:于诗文，精于考据，家藏典籍十余万卷。选堂先生幼承家学，又聪颖过人，故早享盛誉。于1949年移居香港，数十年来，一直在海外从事教育和学木研究工作，光后任教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在书法研究方面，先生于甲骨文、楚帛书、秦汉简用力最多。著有《战国楚简笺证》、《随县曾侯乙墓钟磐铭辞研究》、《居延零简》、《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海外甲骨录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等。其中《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开创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年代很有参考价值，在中外学术界深有影响。
饶宗颐先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并不亚于学术方面。他的画宗师任伯年，其白描人物取法敦煌，深受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赏识。书法则从汉隶入手，后临魏碑，以碑法入行草，清超醇雅，工丽隽妙，又规摹甲骨、钟鼎、帛书、简牍，彖隶兼施，古朴浑厚，别具一格。饶先生在香港等地屡办书画展，极受欢迎，影响很大。
由于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造诣，故其书名多为其所掩，且他的学术成果又多在海外发表，故国人对他的成就事迹多不甚了解，然而就艺术成就而言，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饶宗颐的名字是不容忽视的。
二
选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极深厚的修养。他的书法即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之中。和近世一些卓然有成的书家一样，选堂先生对于帖学和碑学两方面都有极深的功底。他的行楷书那开张的气势，雄强的魄力，深受颜真卿的影响，而其体势的修长隽迈，又显然有欧阳询的影子。尤其他的行书《波罗蜜多心经》，在行笔的跌宕、结构的险秀方面，和欧阳氏的《张翰帖》有异典同工之妙。若论其笔致的俊逸飘洒，疾徐有致，正侧不拘，八面出锋，又可以看出他所受米芾、黄庭坚、鲜于枢等人的影响。
然而，选堂先生与毕生浸淫帖学者不同，他于帖学之外，对于碑板、章草、篆隶、甲骨文都有广泛的涉猎。这方面的深厚功底形成饶书浑厚超逸的风格特点。他的《论书次青天歌韵》行书长卷，于通篇的飘逸华滋之中，时见浑穆厚重的用笔，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全篇书卷气十足但并不显得刻板沉闷，才气横溢却又毫不感觉浮躁轻狂。与饶先生相交甚深的香港中文大学郑德坤教授评饶书，用“浑厚华滋”四个字，可谓知音识器者言。
在先秦汉魏的书迹中，饶先生对近年出土的西汉早期简帛书和西汉末东汉初的隶书更感兴趣。他临写的《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三老讳字忌日记》、《杨量买山券》、《群臣上寿刻石》等，用笔质朴无华，浑厚凝重，深得古隶神韵。这些今天存量不多的隶书碑刻，是一种从小篆向分书过渡时期的书体，在学术上、艺术上都有极高的价值。由于历史的原因，隶书长期以来，未受到书法界应有的重视，人们甚至连隶书和分书是一种字体还是两种字体也分辨不清，以至长期聚讼纷纭。清末以来，随着出土文物的逐渐丰富，隶书的实物资料才渐渐多起来，有些独具慧眼的艺术家，在隶书这个尚未被充分开垦的领域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被称为“集分书大成”的清末书家伊秉绶，就是得力于东汉早期隶书《裴岑纪功碑》。由于学书的路子比较接近，我们看选堂先生的分隶，和伊秉绶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值得注意的是，饶先生所走的这条学书的路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是一个重视“统绪”的国家，中国传统的各种技艺都崇拜“祖师”，讲究“正宗”、“衣钵”，书法也是如此。传统的书法理论认为，书法的正统源自蔡邕。蔡于“嵩山石室之中，得八角垂芒之秘”，传与韦诞、钟繇、二王，而以王羲之为集大成的“书圣”、“教主”，其地位相当于儒教中的孔子。明·项穆说:“尧舜禹周，皆圣人也，独孔子为圣之大成;史李蔡杜，皆书祖也，唯右军为书之正鹄。”(《书法雅言》)“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同上书)其后，这个书法统绪迭代相传，得此衣钵者，即为书法正宗，在此统绪之外的，即使学有所成，也算是“散僧入圣”，非由正统。元郑灼的《衍极》、明解缙的《春雨杂述》等著作对这个统绪都有砰尽的表述。《访极》甚至认为，宋代以后，书艺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经历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书法统绪湮灭不传的缘故。
根据这一理论，书法似乎有一套秘诀，一种流传千古的不二法门，学书者无须广采博收，只要一心追随祖师，继承流传千古的正统衣钵，把这套秘诀学到手，就可以成名成家了。这种认识显然是一种误解。
其实，这种“衣钵统绪论”从客观上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自从东晋南朝以二王为代表的文入书法占据统治地位以来，学书者走的都是追随二王的路子，二王之前千百年的书法史被割裂了，具有丰富营养和无尽活力的民间书法被忽略了，甚至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质朴醇厚的上古书法也被湮埋了。宋代以后，以王著的《淳化阁帖》为滥觞的刻帖之风，则更加助长了宗晋法王，崇尚衣钵统绪的风气，以至千百年来，学书者的道路被固定化为一种模式，即二王--阁帖--欧颜柳赵。康有为曾对这种学书的模式提出尖锐批评。但他仅从刻帖失真的角度提倡弃帖从碑：“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厂艺舟双揖》)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刻帖不失真，或如今日，有先进的照相印刷技术，能使复制品毕肖原作，这种单调的学书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单株交配”、“近亲繁殖”的方式无法使书法艺术“提纯复壮”，而只能使得书风越来越柔媚靡弱。
其实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芹非日康有为始，书坛上的有识之士早就对此表示不满。明末傅山曾提出出著名的“四宁四毋的口号:“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就是针对靡弱纤巧的书风而发的;王铎则在创作实践上提出“法兼篆隶”，试图把二王以前的书法引入帖学。他们的努力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由于还没有找到一种打破书法“近亲繁育”的有效方法，故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赵董书风的统治地位。清初郑燮、金农等人也是变革的积极实践者。然而他们仅仅是变换了一下思路，把仍然属于帖学范围内的东西作一些嫁接和变形处理而已，自然也未能触动帖学体系的根基。
乾嘉之后，文人为避文字狱，纷纷转向远离时事政治的金石考据，旋即掀起一股席卷海内的发掘地下碑碣志简的热砌，于是汉魏时期民间书法的巨大艺术价值开始为人们所认识，人们终于在二王和阁帖书法体系之外找到了新的书法艺术源泉，于是立志改革的书家对此手摹心追，从中汲取极其丰富的艺木营养。诚然，民间书法那稚拙自然的神态，朴厚雄强的风骨，无疑给纤媚柔巧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书法“近亲繁育”的怪圈。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中，很快涌现出了前无古入的一代大师群，如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李瑞清、曾农髯、吴昌硕、于右任等。
饶宗颐先生的书法，显然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子。他虽然出生书香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教育，然而他并没有像一般的学书者那样，一头钻进阁帖里出不来，而是很早就自觉地涉及碑版、篆隶书法，后来更是潜心致力于碑体行草，为倡导雄强浑厚的书风身体而力行。且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考古发掘的成果日益丰富，继上个世纪末发现震惊世界的殷墟甲骨文字之后，本世纪又出土了、大量的金文、瓦当、汉简、木牍、封泥、楚缯，民间书法的资料愈来愈丰富。。作为一个思想活跃、感觉-敏锐的学者，饶宗颐对这些新出土的资料极为重视，花费了很大的研究功夫，同时在艺术上，他手追心摹，潜心其中，贪婪地从中汲取营养，使自已的书法根基愈益深厚。饶先生热情地向世人指出:这是一个出成果的领域。他说:“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臃肿、断烂之失，最堪师法，触恭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论书十要》)
作者：西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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